蛇年大年初一，云南红河州委宣传部部长伍皓在微博上公布了自己的的公车牌号，号召“禁止公车私用从我做起，求大家监督我”。但是，网友们却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副厅级官员，伍皓没有资格享有专用公车的待遇，但他却实实在在享有了这种待遇，而且那辆被伍皓称为“自己的公车”是一辆丰田越野车。
2月14日，伍皓再往上回复：我本想破个冰，开全国公示公车之先河，想不到却把自己掉冰窟窿里了，被媒体围攻为什么要有公车。这事儿我先不回应，因为实在没有太大回应的必要。
伍先生不愧是搞宣传的，非常善于说话，为了证明自己配车超标是合理的，他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写了5000多字，云山雾罩，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一些官员们以退为进的策略。
伍先生感慨到：“我只不过公开一辆公车，媒体、网友就揪住不放，还有人已经跑到云南来查我这辆车该不该配、是否超标、拿车牌的时候有没有给车管所打过招呼、这车一年跑多少公里、耗了多少油、修理费过路费等等有没有浪费等一系列问题，试想全国的公车都公开，如果社会还是抱这种你公开就给我提供了搞你的线索，我就偏搞翻你的心态，那社会是个什么局面？文革十年打倒当权派、到处贴大字报、到处夺权夺印、到处抓人关牛棚、到处批斗武斗的动乱局面就重演了。”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既然是公开，就是让人监督；既然是监督，就要问明情况，这和文革贴大字报完全不是一回事，问一问相关的情况，这不是揪住不放，也与“夺权”、“抓人”毫无干系，更不会引起动乱，这说明伍先生对群众监督抱有很不正确的理解。
伍先生认为公车制度不能采用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而孙立平先生在《确立社会转型新思维》一文中说：“对于有些改革，只强调渐进，不大刀阔斧，是根本改不动的，如公车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渐进式改革往往成为不改革的借口。几年前我就提出，区别于渐进式改革与不改革的标准，就是看有没有时间表和路线图。”
另外，公开“三公”不只是公开车号的问题，而是要“三公”透明化，什么叫透明化？就是伍先生所说的“这辆车该不该配、是否超标、拿车牌的时候有没有给车管所打过招呼、这车一年跑多少公里、耗了多少油、修理费过路费等等有没有浪费等一系列问题。”伍先生自己不是也在文章中说：“社会大众也要理性地看待‘三公消费’等问题，对‘三公消费’，主要矛盾不是呼吁取消，而是如何实现‘三公消费’的公开、透明，让纳税人能明明白白知道自己纳的税政府都花到哪儿去了，有没有被浪费、被一些不良的官吏贪污。”
伍先生说：“媒体抨击我公开公车暴露了厅级干部不应配专车的‘秘密’。我看了报道的感觉是幼稚、可笑。这算什么‘秘密’呀，现在全国莫说副省级、厅级，乡镇长甚至村官都把公车专有化、私有化了，见怪不怪了。但这的确是个问题，可光说是个问题有什么用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有意义不是吗？以为中央下道命令，全国一律取消公车，这就解决问题了？想法太天真了。”
孙立平先生认为：“民众或舆论对制度建设的呼声，有关‘运动式反腐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呼声，同样是重要的。我想，这次上层对如下两点应当会有感觉。第一，腐败已经到了远远超出原来那些官方说法能够概括的程度，几乎是碰到一个是一个，从某种意义来说是烂掉了。而烂掉的深层是权力的失控，这一点也是上层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之一。第二，在经历了多次无功而返之后，还以为用运动式反腐败就可以收拢人心，不太可能了。……特别应当注意到的是最近王岐山讲的一句话，‘当前反腐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说明，高层自己也知道运动式反腐是治标不治本的。同时这句话也体现了高层的这种意向，即将来会转向制度建设的层面，而运动式反腐是在为制度化反腐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