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向省里来的领导汇报工作，马竹林提前准备了6页发言稿。陕西咸阳市秦都区钓台街道办事处的这位工作人员，为此花了好几天时间，会议开始前还在会场里偷偷念了几遍。“一定要讲普通话。”他叮嘱自己。可作为12月10日会上的第一个发言者，他一开口还是浓重的陕西腔，“念了一半才发现不对”。
“可能还是有点儿不适应。”他面露难色地说。与自己的许多同事不同，成为公务员之前，30多岁的马竹林是个农民。除了在陕西师范大学在职进修的法律事务专科学历外，他的最高学历为“中专肄业”。
转变的契机出现在2013年。陕西省当年开始从优秀工人、农民中考试录用公务员。目前已有733位工人、农民和马竹林一样，成为公务员。
“在我的人生中，从来就没有想到有一天能成为国家公务员。”盯着汇报材料，马竹林认真地念道。
“你知道范进中举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了”
“意外”往往是这些工人、农民出身的公务员首先想到的词语。
和马竹林一起被录取的秦涛记得，宣布录取那天，村主任在村里的大喇叭中吆喝村民都去秦涛家里祝贺，“村里的锣鼓队也来了”。那时，秦涛是村里唯一一名公务员。
“村里人都说想不到，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也能当上公务员。”他嘿嘿地笑着回忆道。
对不少被录取的工人、农民来说，进入公务员系统是他们一直追求的目标。大学毕业后随丈夫一起到咸阳市武功县的李艳，参加了很多的公务员考试，“就连社区的也考过”。
2008年大学毕业时，秦涛也曾报考过公务员，但连笔试都没过。这带给他的直接后果是，在学校谈的女朋友回到家就掰了。“人家父母说了，咱闺女一定得嫁个工作稳定的”。
“村里的人，对吃上一碗公家饭还是看得很高的。”秦涛回忆说。刚回到农村时，在大学一直成绩不错的秦涛 “思想波动特别大，不知道干啥”。他曾想当兵，因母亲身体不好而作罢。后来，他在当地新成立的养牛农业合作社里当拌草料的工人。村里人对其他同龄人出路的议论，让他压力很大。
2013年，秦涛到陕西省政府为合作社申报标准化生产线时，在办公楼下的大屏幕上看到陕西在工人、农民中招录公务员的消息。此时，他已是合作社副厂长。
“陕西省这项招录公务员的新途径，”陕西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办公室相关负责人介绍，“来自党的十八大对优化领导班子配备和干部队伍结构的要求，更有现实的考虑。”
数据显示，陕西省的部分偏远乡镇公务员严重短缺。2012~2014年共产生空缺职位计划数487名，其中，陕西省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产生的空缺职位计划数177名，约占空缺计划数的36%。并且，近3年来乡镇机关公务员流动频率是县级机关公务员流动频率的3倍左右。
“从优秀工人、农民中招录公务员，从长远看可以缓解乡镇公务员‘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陕西省公务员局副局长徐友好说。
但要成为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并不容易。除了要求在一线工作5年，获得镇以上优秀表彰，还要像其他公务员一样经过笔试面试的考核。并且在录取前的考察阶段，需要通过人社局、组织部和纪委等部门组织的至少20名相关人员的座谈。对于农民报考者，甚至平时的邻里关系、为人处世、是否孝敬父母等也成为考核内容。
不过，一些考生走进考场后，发现考题并没有想象得那么难。
“比如说最后一个论述题就是关于农村青年人口外流的。” 几年前从西安财经学院毕业的曾涵飞说，“这种事情我太熟悉了，前几天在村里帮人盖房子时，还发现抬楼板的都是五六十岁的老汉。”
他毕业后在市里开过网吧，赔本后不得已才回乡务农。从2013年3月中下旬报名直到4月考试，曾涵飞忙着下地干活儿，并没有多少时间复习，结果发现考试内容挺接地气。
陕西省考试录用公务员工作办公室解释，与从大学生中招录公务员不同，针对工人、农民的招聘，根据群体的不同分别命制笔试和面试试题，“主要测试公共基础知识和农业发展、农村政策、企业管理、社区建设等基层工作相关知识和能力”。
经过这样一番招录和培训后，新一批工人、农民在2014年11月底走进政府部门工作。谈及得知录取结果时的感受，曾涵飞用了一位同事曾形容的话——“你知道范进中举么，虽然没有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了”。
以前在农村，把活儿干完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
曾涵飞因为办事，曾与地方上的公务员打过几次交道，但经历不算愉快。对方接待他时有些不耐烦，他当时很不理解。
不过，当他来到咸阳市礼泉县西张堡镇上班后才发现，“一个问题一天不停地解释，难免感到烦躁”。
跟这些他原来“感觉很威风”的公务员聊天后，他才知道，他们也面临孩子上不了学，老人生病住不进院的烦恼。“这让我挺意外的。”曾涵飞说。
由于自己有过不愉快的经历，曾涵飞在接待前来办事的人时，尽量更加小心，避免无意间伤人。而需要他花更长时间适应的，是这里的工作节奏。“和下地干活儿不一样，以前在农村，农忙时把活儿干完就没什么事儿了，现在每天心里都装着事儿。”上班刚两周的曾涵飞说。在西张堡镇不大的服务大厅里，他被分配在计生服务窗口。但在工作台后面，整理填报信息，下乡宣传，甚至网络不稳定，也需要这个曾经开过网吧的青年上手摆弄。
至于秦涛，直到现在他还记得，第一天到镇政府报到，就赶上下乡检查卫生工作。“去的时候特意打扮打扮，穿了西服皮鞋，回来以后我的妈呀，全部灰头土脸的。”
而即使在非工作时间，李艳也不得不在接受采访的间隙几次起身，为几拨来找人办手续的村妇，指明方向。
“这里每天都要有人值班，人手不够领导就值两天。” 李艳从外面回来后耸了耸肩膀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里，除了铁皮柜子、几套木头桌椅和一台电脑外，几乎别无他物。一个竖着白铝皮管子的煤炉，是这间党政办公室里的唯一热源。“基层嘛，条件是稍微差点。”
在总结这两批从工人、农民中录取的公务员的工作情况时，咸阳市公务员局曾提到，“他们有一定的基层一线工作和生活经验，能吃苦耐劳，不畏繁琐，很快就被群众及领导认可。”陕西省公务员主管部门也认为他们“接地气，长期扎根基层一线，熟悉基层情况，了解和掌握基层民意，对群众的疾苦有切身感受”。
“实际当时报考公务员的时候，父母都不同意。” 咸阳兴平市西城街道办的裴沛说。在国企工作六七年的他当时即将升迁，月工资将近5000元，这个数目在西北地区的县城颇为可观。如今，成为公务员近一年后，他的月工资还不到3000元。但他认为，国企的工作已经全部熟悉了，自己“需要更多的挑战”。现在，裴沛在兴平市负责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奔波于辖区内的300多家企业，要填写各种安全检查的表格。
当然，对于他们中更多的人来说，当上公务员意味着更高的工资和更有力的保障。在到武功县大庄镇政府上班之前，李艳是县交警队协警，工资只有1000多元，“其实是不太够生活的”。而从村主任考上公务员的马竹林，每个月的固定收入从以前的300多元补贴，变成现在的固定的公务员工资。
尽管依靠自己和妻子经营的农业合作社，马竹林早已衣食无忧，但他依然认为，有保障的收入意义重大。“以前村主任累死累活只有300多元的补贴，有能力的人谁还乐意干？到最后就只有村霸或有钱人才能竞选。”现在依然兼任村主任的马竹林说，“如果有更多的村主任像我一样有体制内的工资，就能吸引更多能人治村。”
在向领导汇报工作时，马竹林专门把这一点编成短信存进手机里，但他想了想，还是没说出来，感觉“在领导面前说这个好像有点儿不合适”。
基层工作琐碎具体，他们会“晕岗”，会被村民当作孩子的榜样
在上岗前，这些新入行的公务员，都在陕西省委党校参加了严格培训，内容不仅涉及理论知识，法律政策，还有包括公文写作在内的实际知识。两个多星期的全脱产封闭培训期间，“每天晚上都要查寝，外出要向班主任请假。”这给这些学员带来了不少改变。
而公务员的身份对马竹林的改变，已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他把价值五六十万元的汽车，换成了十几万元的车，手里攥着的手机，也从1万多元变成几千元。
饭局上喝酒的习惯，也被他戒得差不多了。“现在咱是体制内的人了，酒驾要开除公职的啊。”他说，“公务员嘛，要注意形象。”
2013年转换身份的马竹林，如今大多数时间里依然和村民打交道。不过，在他的电脑收藏夹里，收藏了从中央政府到咸阳市政府的各级政府网站，“每天都要上网看看新文件和新精神。”就连手机铃声，都换成了一段关于“中国梦”的讲话。
而在西张堡镇的服务大厅里，曾涵飞滔滔不绝地向记者讲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内容，并说自己下一步目标是“学一点经济”。
只是这些新公务员怀抱的远大志向，往往被更琐碎的现实牵绊。
“感觉最难的就是写文章。”做了6年村主任的马竹林说，“以前在村里都是干些跑腿的活儿，不怎么接触这方面。”为了准备这次会上的汇报材料，他专门去求助在市里做秘书的朋友，最终把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总结为“三个没想到”，“三个转变”和“三个加强”。
在进镇政府办公室后，李艳对政府公文的写作感到不适应，“有时候都弄不太明白领导的排位”。
对这些公务员队伍的新面孔而言，他们和体制之间的磨合才刚刚开始。“基层工作琐碎具体，对个人的综合协调，业务知识，分析问题、处理问题的能力方面要求较高，他们遇到疑难问题往往存在‘晕岗’情况。”咸阳市公务员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
已经工作一年多的裴沛觉得，这份公务员工作，显然比国企工作更耗费精力。为了检查安全生产情况，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辖区的企业跑，“一上午跑4家”。由于街道没有执法权，不少企业不配合，“有的就是不让进”。
无论如何，对这些曾经的农民和工人而言，身份的转变带来的是一系列的改变。即使工作只有两周的曾涵飞，也能明显感受到自己比以前更被人看重了。他舅舅需要在镇上办农机补贴，“已经凑齐了所有手续，只要自己来一趟就能办好”，但老人家坚持要求在政府上班的外甥和他一起去办。
而直到现在，秦涛进村时，还经常有人冲他喊，“农民工来了！”这是当地人对他“农民公务员”身份的简称。这名有包村任务的基层公务员下村时，除了要了解村民情况，帮助村里完成大大小小的事务，还经常被村民树为孩子的榜样，被拉到家里，“给娃们讲讲是怎么考上公务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