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亚洲是全球经济最活跃、最具潜力的地区。可以说，21世纪世界经济的重心在亚洲。但在世界经济大调整大变革的新形势下，亚洲国家也面临许多具有共性的挑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通过创造新的动力与体制在中长期实现强劲、包容、可持续和平衡的增长，同时增强内部审慎宏观经济管理与抵御外部风险和冲击的能力。应对挑战进而维护亚洲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基石，是积极有效推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主旨演讲中所倡导的，构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应成为亚洲各国的共同美好愿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加快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再次激发了亚洲各经济体通过区域合作实现复苏增长、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的决心和动力。近年来，在全球区域主义的新浪潮下，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迅速。目前，亚洲国家之间已签订140多个各类区域贸易安排（以自由贸易协定为主）、400多个双边投资协定，亚洲内部贸易额占亚洲贸易总额的比重已达到55%，亚洲内部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额占亚洲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总额的比重达到44%。在东亚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尤为活跃，形成了以东盟为中心的“10+1”“10+3”“10+6”合作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演化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RCEP）协定谈判，成为与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相竞合的巨型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此外，刚刚签署的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为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开启了大门。在货币与金融一体化方面，2003年中日韩三国与东盟签订《清迈协定》，形成了东亚双边货币互换网络机制，并成立了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库，标志着亚洲货币合作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为增强亚洲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打下了基础。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似，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建立在由市场驱动的区域性生产网络基础上的，即本地区在历史上形成的包括生产环节分割、中间品贸易、跨国资本流动、服务外包、产业关联与转移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在早期，日本是这一区域价值链的核心；随后，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加入进来；现在，中国已发展成为“亚洲工厂”的主角；未来，印度、印尼、越南等有望成为亚洲供应链体系中新的产业承接者。深化经济一体化合作，迫切要求各经济体削减关税、拆除配额与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实施海关程序与标准相互认证等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及提高服务业开放程度，从而提高区域内的产业链与价值链整合效率。亚洲内部的众多贸易与投资安排协定就是对此的自然反应。
但仅仅如此是远远不够的。顺应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推动亚洲经济繁荣发展，亟待建立一个以发展为导向、以规制融合为重点、以互联互通和能力建设为支撑的新型深层经济合作体系。首先，在坚持经济市场化原则的同时，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应充分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产业升级、经济安全、环境保护与减贫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其次，应从以“边界措施”为主的市场准入规则向以“边界内措施”为主的规制协调规则转变，包括投资、政府采购、竞争政策、资本流动、环境、电子商务等领域，致力于发展高标准、高质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最后，加强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互联互通，提高战略与政策制定水平和能力，以此化解亚洲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缩小各经济体发展差距，为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紧密合作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此提供了有效实现途径。
（作者为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 人民日报 》（ 2015年07月17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