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由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显示，无论何种口径，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小概率事件。任何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
发生主权债务危机概率极小
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同时，养老金缺口、银行不良资产等或有负债风险值得关注
“任何唱空中国经济的论调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李扬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发布会上这样表示。
支持其鲜明观点的，正是他所带领的团队研究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2011年，为了回应若干国外机构借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浮出水面之机唱衰中国经济的鼓噪，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成立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2013年，该课题组发布了主要成果《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理论、方法与风险评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2014年，中国社科院以该课题组为基础，组建了“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延续过去的分析框架，并将主要数据尽可能更新到2014年底，该中心编制了《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重点分析2012年—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轨迹，旨在深入揭示稳增长、调结构、转方式与控风险过程中面临的挑战，特别关注杠杆率调整与相应的金融风险管理问题，并对如何化解资产负债表风险提出了政策建议。
李扬说，无论何种口径，中国的主权资产净额均为正值，表明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主权资产来覆盖其主权负债。因此，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应为小概率事件。李扬同时提醒，包括养老金缺口以及银行显性和隐性不良资产在内的或有负债风险值得关注。一旦经济增长速度长期持续下滑并致使“或有”负债不断“实有”化，中国的主权净资产的增长动态有可能逆转，对此不可掉以轻心。
国家总资产增长迅速结构优化
工业企业总资产规模略有增加的同时其占比下降，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坐拥352.2万亿元的净资产，说明中国的家底很厚实。国家总资产包括居民住房、居民汽车、土地、企业、农村生产性固定资产等非金融资产，以及通货、存款、债券、股票、外商直接投资、国际储备资产等金融资产。《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的主要编制人员之一，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主任助理张晓晶从结构上分析，以2013年为例，在国家总资产中，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和政府资产的占比分别为29.4%、30.3%、27.4%和12.9%。而在352.2万亿元净资产中，居民净资产占三成，企业净资产占四成。
此外，2000年至2014年，国有企业总资产占非金融企业总资产的比例由43.8%下降到30.2%，工业企业总资产占非金融企业总资产的比例则从34.5%下降到27.4%。李扬表示，国有企业总资产规模略有增加的同时其占比持续下降，反映了民营和非公经济随改革深化强势崛起的事实；工业企业总资产规模略有增加的同时其占比下降，则反映了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良性变化。
非金融企业负债率上升需警惕
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
非金融企业负债率过高，这一状况与中国的金融结构密切相关。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构成中国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色。由于银行信用只能以贷款方式提供，依赖银行体系为企业提供资金，自然产生提高企业负债率的结果。李扬提出，治本之道是认真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努力“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同时也应当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和条件，重新审视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活动的规定。
课题组表示，通过将中国与美、英、德、日四国比较发现，非金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负债占GDP比率是一个随国家经济和金融体制特点以及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的经济现象，其利弊优劣不宜一概而论。不过，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水平在所比较的国家中是最高的，其隐含的风险值得关注。
从国家层面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看，2007年—2013年国家负债率由41.8%提高到了49%，其中，2009年、2012年和2013年上升较为明显。这说明，国家负债率上升与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下滑密切相关。
深化改革是去杠杆治本之道
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
对于中国的杠杆率问题，有多种说法。不少国际机构间或对我国的杠杆率进行了估算。
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估算，2014年中国全社会杠杆率为278.9%，与课题组得出的217.3%相差较大。张晓晶解释，主要差别在于对金融部门负债率的估算上。社科院课题组的方法仅计入了金融部门发行的债券余额，而麦肯锡方法则是加总了其他存款性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和“对其他金融机构债权”两项。
张晓晶表示，估算杠杆率的主要目的是评估风险，而金融部门债务中的通货和存款并不构成金融部门的主要风险或风险较小，可以不计。更何况，麦肯锡在进行国际比较时，使用的也是剔除金融部门之后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杠杆率。所以，为了更清晰地认清中国的风险所在，同时，遵循国际惯例，以增强国际可比性，课题组选择了目前的方法。
在《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发布会上，几位专家均表示，无论取何种口径，中国的杠杆率迅速上升都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不可不保持高度警惕。去杠杆是克服危机、调整经济结构、促使国民经济恢复健康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
如何去杠杆？李扬表示，从债务率=债务/收入这个公式出发，去杠杆的方略可有“分子对策”和“分母对策”两类。分子对策即对分子（即债务）进行调整，手段包括：偿还债务、债务减计、政府或中央银行承接债务、降低利息支出等。其中，偿还债务是去杠杆的基本途径，用出售资产的方式偿债，更是去杠杆的正途。但是，任何减债的方式都有紧缩作用，这是不可忽视的副作用；分母对策即对分母进行调整，手段包括结构性改革、扩大真实GDP规模、或通过通货膨胀扩大名义GDP规模等。分母对策不会像分子对策那样立刻见效，但却是治本之道。近期的希腊债务危机，在经历了大范围的迂回之后，不得不走回以改革换救助之路。这告诉我们，改革，并以此保持一定水平的增长速度，依然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本报记者 陈学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