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赌一把——你认为屠呦呦会不会去瑞典领诺贝尔奖？”广州黄埔区的高先生发的这条短信，惹来了“停机之祸”。中国移动称是系统后台抽取关键字，“赌”是敏感词，需要写承诺书，保证不再发垃圾短信。这下高先生被激怒了，“我并不是发垃圾短信，凭什么让我这样承诺”？他拒绝了写承诺书。
《南方都市报》记者联系中国移动客服，其称发送广告、赌博、暴力、凶杀、恐怖等短信，会被视为发送垃圾短信。系统电脑自动抽取关键词，例如“赌”、“银行卡”、“暴力”、“毒品”、“财产”、“金额”、“发票”等都是敏感词。经公安机关审查之后，才会认定为垃圾短信，进而采取停机措施。
我特别理解高先生的愤怒。在这样一个对手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的时代，高先生们一方面或许永远没有办法拒绝越来越多的、真正的垃圾短信，只能被动地接受它们的骚扰与轰炸，另一方面却可能出现手机因为发出一条非垃圾短信而停机的情况。这的确是在信息时代每个人“不自主生存”的窘境。
对高先生遭遇的停机事件，中移动客服将责任推给了公安机关，称系由公安审查认定才进而采取措施。我自是不信，审查者若将高先生的那条短信视为垃圾短信，那这种审查也未免太过不负责任且轻率了，其结果会否让消费者产生某种恐怖也未可知。而且，即使确有相关部门审查，运营商也不能推卸责任，毕竟，它们在抽取与推送信息时未加分辨。
轻率的认定与无理的停机，已经使高先生遭遇了一次通讯信息安全危机。而其中更实质性的问题还不在此，在于公民的私人记录何以如此轻易地被掌握，被移交，甚至成为惩罚的依据。
在以某种高尚的名义侵害公民的通讯权利方面，受到批评最多的是美国政府以反恐之名，绕过国会对美国公民和其他生活在美国的人进行无证据窃听，并以此为核心通过了《爱国者法案》。由此，个人信息被监听成为了“爱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直到今年6月，这一法案才到期失效，《自由法案》才得以出台。尽管新法规定，政府仍将能够获取电话记录，包括打过的电话号码、拨打日期和通话时长，但不包括电话内容。
老大哥在看着你。我们应当指责的不光是美国政府的这种“老大哥”思维与做法，亦需要检讨一些通讯运营商自我赋予的“老大哥”幻觉。“老大哥”的眼睛不光长在强权者的脸上，也同样长在技术与资本的脸上。说到底，如果运营商们不能坚决地回到服务提供者的角色，不能坚决地为所有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的环境，那么，公民的信息安全也就无从谈起。
阿道司·赫胥黎曾经说过，“技术进步仅仅给我们提供了更高效的走向倒退的手段”。而作为一种印证，今年3月的《经济参考报》披露，目前信息安全“黑洞门”已经到触目惊心的地步，网站攻击与漏洞利用正在向批量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用户隐私和权益遭到侵害，不仅是个人和企业，信息安全威胁已经上升至国家安全层面。如此态势下，通讯运营商们更不能留下太多“后门”。
高先生拒绝了写下承诺书的要求，现在的问题是到底应当由谁来写下那一纸承诺？正像所有的自由并非没有界限一样，所有的权力也应当有合理边界。技术加速改变世界，但若无规则，失去底线，那么每个人的利益都会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