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人士称，要解决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源还是要打破垄断，实现不同的市场主体对于资源要素的平等占有，政府以公平的政策来对待民间投资。
同时，陈永杰还认为，政府应该加快资源税改革，堵住国有资源流失的漏洞，让国家占有更多的资源增值收益。
王保安表示，财政支持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点，就是通过实施各种补贴政策以及建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政策来实现收入分配的公正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责任要求是针对国企特别是央企的，就是要提高利润上缴比例。目前的国家、国民与国企的分配关系明显不合理。2009年国企实现利润1.3万亿元，2010年盈利近2万亿元，但2009年利润上缴比例为6%，2010年为2.9%，且上缴红利主要在企业体系内部转移，没有明显惠及民众。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总量为800.61亿元，支出769.54亿元，其中723.6亿元又以各种名目返回企业，调入公共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等支出的只有40亿元，仅占国有资本经营支出的5.2%。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目前国有企业的资本收入，作为企业的分红，主要用在国有企业内部门来投资。他建议国有企业分红应该用于支持社保。
另有学者称，推动收入分配改革的另一个要点是打破一些现有的利益格局，对于一些政府官员来说，限制国企高管的薪水就等于限制他们未来可能的薪水水平，切蛋糕的人同时也是分蛋糕的人，自然会给自己留下比较大的一块。这是一个需要攻坚的方向。
路径细分
上述熟悉政策制定进展的官员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尚未出台的另一个原因是目前制定方案内容太宏观和概括，在具体落实上涉及不多。最新情况是，根据十八大提出的新目标，发改委想增加一些具体的政策，更贴合中央制定的发展方向。
曾湘泉在上月举行的“2013年中国人力资源管理新年报告会”上表示，虽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酝酿多年无法出台，但在这之前或是之后政府有很多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百分百落实。
由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报告2012》称，按收入法计算的劳动者报酬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近年来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从1998年的53.1%下降为2010年的45%。从国际上看，在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初次分配后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一般占55%~65%。
曾湘泉表示，中国如何进行收入分配改革早已经不是理论问题，甚至在政策层面也不需要进行过多的讨论，关键是一个决心问题。
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报告还提出了“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十八大报告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国际经验上来看，再分配领域较为直接的手段就是税收。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高培勇将这个过程形容为“劫富济贫”。
高培勇撰文称，现实中“济贫”并不难，只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动用增量就可以实现为低收入者或是困难群体提供支援的目标。但“劫富”却不容易。
中国间接税比例占到全部税收收入的70%，份额不足30%的直接税中企业所得税是大头。本应充当调节居民收入水平的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日趋降低。
除了流量环节的个人所得税之外，以房产税为代表存量环节的财产税也可以担当调节收入分配的重任。虽然目前房产税进一步推广仍然没有具体的时间表，但这一税种对于缩小收入差距来说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