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意味着未来劳动力总供给趋势是负增长的，也意味着劳动力开始短缺了，资本投入的边际回报率也会相应下降，未来正常情况下，投资增长速度也不可能保持这么快，因此，如果把这些因素加进去来估算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我们会发现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从人口红利消失的转折点开始就从比较高的水平有了大幅的下降。
户籍改革有助提高潜在生产率
日报：您最近多次呼吁中国应该接受经济增长减速的现实，不赞成采取人为刺激经济增长来超越潜在增长率，那是否有提高潜在生产率的办法？
蔡昉：潜在生产率的下降是一个很正常的趋势。但我们也希望能从生产要素的供给和生产率进步的角度来寻找提高潜在增长率的方法。其中，最直接的一条就是改变劳动力的供给，虽然总量是不可能改变的，但可以提高劳动参与率。
这就与户籍制度改革直接相关，如果能够通过户籍改革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整个社会的劳动力参与率就提高了。我们做了一个估算，假如说在2011年到2020年间，劳动参与率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一个点其实并不高——就可以导致在这期间GDP的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
从另一角度来说，如果进行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可以享受基本公共服务，那表明政府用公共政策的调整来代替市场工资过快增长。工资上涨是一件好事，但工资上涨过快会导致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也过快，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出现休克的状态，过多的企业没有时间调整就倒闭了。
如果我们希望通过工资上涨来改善收入分配，也希望企业有机会进行必要的产业结构调整，以保证这种改善是可持续的，那么用户籍制度改革来拉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涨工资的效果是一样，而且这个转移的过程还能带来资源配置和效率提高。
我们也做了测算，如果在2011到2020年全要素生产率每年提高的速度增加一个百分点，潜在增长率也可以提高0.99个百分点，效果就更明显了。所以我说户籍制度改革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
日报：这是不是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可以延缓第一次人口红利？两者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蔡昉：第一次人口红利虽然正在丧失，但还是有潜力的。当城市劳动力供给越来越不足的时候，我们是依靠农村转移劳动力大规模进城来填补了劳动力的需求。目前这部分需求很强烈，而供给也在减少，因而就遇到了民工荒和招工难的现象。但在看到这个现象必然性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其中有一些体制的因素还在阻碍农民工更充分地转移，户籍制度就是其中之一。
由于存在户籍制度，有1.6亿农民工已经转到了城市，他们帮助推进了城市化，官方公布的城市化率是53%，但非农业户籍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只有35%，其中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这表明农民工转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
由于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他们的社会保障就不健全，就业不稳定。当宏观经济遇到周期性波动，就业岗位减少，农民工自然就返乡。此外，城市职工正常的退休年龄是60岁，而农民工某种程度上四五十岁就退休了。这两个原因导致农民工劳动参与率的降低。
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的主体，城市就业中存量有三分之一都是农民工，增量有三分之二是农民工，他们劳动参与率的降低会大幅拉低整体的劳动参与率。在劳动年龄人口整体不再增长的情况下，劳动参与率再降低，供给就成问题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一个一边转移、一边又制造新的剩余的过程。随着农业生产机械化的提高，农业所需劳动力就会进一步减少，刘易斯拐点虽然出现了，但严格来说，还有大量机会把农村劳动力向外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