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适时“微调”人口政策。戴相龙建议，我国可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适时对人口政策进行“微调”，比如允许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胎。此外，还可适时延长退休年龄。迟福林认为，可着眼于未来l0-20年重新制定人口战略，从提高人口素质、提高人力资本角度考虑，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
二是提前预判并应对养老金缺口问题。西室泰三说，日本在此方面的经验之一是注重对年轻人进行医疗和营养教育，以降低养老成本。戴相龙认为，可考虑借鉴一些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养老金的30%来自公众养老金，30%来自于企业补偿养老，40%靠个人，发展公共养老保险、普通养老保险、个人保险“三个发展”的政策。科尔德则认为，个人养老及私营养老机构未来在中国应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是通过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增加社保基金战略储备基金。“通过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可使社保战略储备基金到2020年达到三万亿元至五万亿元的规模，留待未来高龄化高峰时使用。”戴相龙说，此外还需坚持实行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政策。
四是提高劳动力技能释放新的红利。新型城镇化带来的农民工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但这部分劳动力的劳动技能有待提高。科尔德认为，印度和美国采取以市场为导向的模式，在增加劳动力流动性以及劳动力培训和资金扶持方面释放了新红利，值得中国借鉴。（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