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位名叫陆勇的慢粒白血病患者，在高药价的逼迫下，走上了海外代购国外仿制药的道路，他也通过网购的信用卡为很多病友代购了这种药物，被称为抗癌药“代购第一人”。但因为此，他被湖南省沅江市检察院以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提起公诉。1月30日，陆勇代理律师说，检察机关撤回了对陆勇的起诉，法院也对“撤回起诉”做出裁定。(2月1日《中国之声》)
一面是生存的需要，一面是法理的权威——当我们解读本案时，的确曾经一度陷入了某种难以抉择的两难困境。所幸，检察机关最终选择撤诉，于是公众方才摆脱了那种内心的挣扎状态……只是，对于这个结果，又有谁能说清，到底是纯属侥幸，还是理当如此？
“抗癌药代购第一人”，“数百名病友写信求情”，尽管有着各式悲情因素掺杂其中，但当地之所以决定“撤销起诉”，更多还是立足于对基本事实的认定、对既有法条的援引。检方的高明之处在于，回避了本案的伦理和道德成分，通过针对性地运用相关法律条款，就化解了此一棘手问题。然而，这种技巧性的应对方式，弱化了该案可能产生的正面示范价值。因为在本案中，司法机关自始至终，都不曾宣示出明确的价值立场，不曾创造性地引用法条释放释义。这意味着，“代购抗癌药”一类的行为，其法律定性和违法风险，和以往并无任何不同。
作为地方层面的检察院，其本就无力承担太多。真正需要追问的，应该是“病患们，为何会走投无路，被迫冒着法律风险，去网购海外药品？”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药监系统在审批环节的低效，使得众多外国廉价特效药难以合法引入。这导致很多时候，病人群体只能自己网购药品，从而维系活下去的希望。
陆勇案的本质，其实是药监、卫生、商务等职能部门，未能积极履职主动作为，久而久之就将矛盾转嫁给了后端的司法环节。有鉴于此可以确信，只有畅通并规范廉价外国药的正规引进渠道，才能彻底避免这一类尴尬重演。蒋璟璟(华西都市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