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庄庆鸿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已经做了原告，而你却毫不知情，继而又发现：名下的房子没了？！
这样的事，发生在安徽省阜阳市颍上县。
“我本人不知道，怎么就能当原告？”50多岁的农民罗会来涨红着脸说。他的房子经由一起“由他起诉”的官司，归了别人。
本人不知道，忽然“被原告”
罗会来做的个体生意，是把芦苇编成的“大圈”(农村盛放粮食的容器——记者注)卖到东北。2005年年末，他亏了钱，还不上地方信用社的70多万元贷款。这时，银监会颍上县办事处职员王干替他把这一笔钱付给了信用社。
“王干是想买我在上海的两家店面，我一直没同意。我只说过咱商量好的话，可以给你一家。”罗会来说。
在买卖达成之前，他们签下了协议：“乙方罗会来自愿将上海市某处两间门面房以862224.6元价格卖给甲方王干，甲方于2005年12月30日前向乙方预付购房款 742224.6元，尚欠12万元，于2006年3月10日前付清。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上述房屋的产权证书等。”
据罗会来回忆：“当时王干替我付了欠信用社的钱，怕我就这样跑了，我们就同意把我的房产证交给法院暂时保管，经手法官是郑章友。”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房子会在没有他签字过户的情况下，变成了王干的。
2006年7月末，罗会来、郑章友、王干一同到了上海市虹口区房产局。
据罗会来说：“那时候叫我去，我就去了。他们说话时，都让我在一边等着。当时我都没说话，不知道咋回事呢。我没见着过户文书什么的，因为他们上楼办事，让我在楼下复印材料，我看到里头有一份法院调解书，上头有我的名字。我很纳闷，就留了个心眼儿，把原件悄悄塞进兜里。那时候不敢看，回家才看。”同年8月10日，房主变更为王干。
中国青年报记者质疑：“如果你不打算卖，照常理你应该抓紧还钱，怎么会和人签订买卖协议？”
“我当然想还钱，可是时间特别短，3月签的协议，我还来不及筹钱，8月房子就变成人家的了！”罗会来回答。
2007年，罗会来仍然经常到颍上县法院的信访办公室，“那时就是一心想要回属于我的房子”。
信访办公室工作人员调出了一份《民事调解书》：“看，这是你自己同意的，现在反悔也没有用了。”
这份民事调解书的落款时间，正是当年房屋过户的前不久。“原告”一栏写的，正是摸不着头脑的罗会来自己。
法官导演一案“六个假”？
罗会来说，这一个案子出了“六个假”。
“第一假，他们帮我请假律师和造假委托书；第二假，帮我假诉讼；第三假，帮我假立案；第四假，帮我假开庭；第五假，帮我制作假调解书；第六假，是法官到房产局假强制执行。”
中国青年报记者看到的材料显示，2006年7月21日，罗会来在颍上县法院，起诉王干欠他10万元房款。
起诉书上，没有罗会来的签字和指印。委托代理人是法律工作者张学义。
蹊跷的是，在2008年7月颍上县人民检察院的问话笔录中，张学义坦承他当时根本不认识罗会来。
张学义说：“2008年5月左右，罗会来找我询问代理案件情况时，我才认识的。”而这个时间，距离“委托”已经足足过去两年。
那么，这些起诉、委托和证件，都从何而来呢？
据张学义回忆：“民事诉讼状、罗会来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房屋出让协议书，还有罗会来签名、日期项目等都是空白的授权委托书，都是郑章友法官交给我的，郑又给我钱，叫我到立案庭立的案。”
“我立案后，把发票给了郑法官，郑叫我把委托书交给王瑞祥法官。这都是郑章友安排的。”张学义说。
他还证实，在法院送达的立案送达回执上，不是申诉人罗会来自己签字，而是王瑞祥让他签的字。
检方曾问：“你知不知道诉状上的诉求是不是罗会来的真实意思？”
“我不知道，这是郑章友安排的。”张回答。
“当事人不到场授权委托，不到场参加调解这种做法是否正确？”记者问。
“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因为郑章友是法院工作人员，我们关系不错，所以违反规定办了。”张学义说。
在王瑞祥的调查问话笔录中，王称是郑章友说有个案子，“叫我处理一下，如果有什么问题，他可以从中间做做工作”。
两名法官参与其中
那么，有罗会来签名的空白委托书是真是假？“是我签的。”罗会来回忆，“是我一次到法院，郑法官叫我进他办公室，给我张纸要签字，也没说做什么用。我就着桌子签的。”
而郑章友在颍上县人民检察院的问话笔录中说，罗会来曾是他教的中学学生，所以找他帮助诉讼。
“如果是我让他帮忙，为什么诉状不让我签名？为什么不通知我本人参与调解？”罗会来质疑说，“特别是，为什么不把人民法院做出的民事调解书交给我？”
检察院在前期调查中问郑章友：“王干将12万元交给你，并且愿意承担过户的费用，他们直接拿协议就可以到房产部门过户，之后你就可以将剩余的款给罗会来，为什么还会有罗要起诉王干的事情呢？”
郑章友回答道：“罗会来想要剩余的钱，哪怕欠他1000元，也会起诉的。”他明确否认收受过当事人的好处。
从2006年7月21日立案到2006年7月27日法庭宣判，该案一共只用了6天时间。其间，罗会来均未到场。
郑章友在接受检方调查中说，是罗会来在民事调解后，主动来邀请他去上海协助过户的。
奇怪的是，相关证据卷宗显示，2006年8月在上海的过户是法院“强制执行”，并没有房主罗会来的签名。
就在这时候，另一名颍上县法院法官李式然出场了。他包车从颍上县赶来，向虹口区房产局工作人员出示了工作证和执行公务证。
中国青年报记者核对，该民事调解由颍上县法院民二庭办理，而李式然是民一庭法官，怎么会介入不是他负责的案件？
真相是，他的出现，缘于郑章友的一个电话。
李式然回忆说：“当时我生病在家，郑章友从上海打电话给我，讲这个案子要办理过户，需要法院工作人员出示证件，他本人没有执行公务证，另外该案件必须在第二天办理好过户，否则要多交几万元过户费，为当事人着想，你辛苦一下，包车过去。”
一起民事调解，怎么会需要“强制执行”？
两年后，李式然向检方坦承，协助过户“未经执行程序”。
在检方存档的《情况说明》中，李法官特别说明：“我去上海后，看了法律文书，我认为该案生效的法律文书上载明，双方当事人凭此文书过户，审查后认为不需要执行程序。但不是违法出示证件，目的在于证明，凭调解书过户，法院人员到场。”
市中院认定“被原告”案件成立
2008年3月，颍上县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开始调查此事。
6个月后，检察院认定“郑章友、王瑞祥、王干和张学义4人行为不构成犯罪”，因此未予立案。涉嫌渎职的法官和其他相关责任人，至今没有受到追究。
而这4年来，罗会来的房子一直没有回到他的手中。
他一直在申诉，请求法院撤销原民事调解书，返还其上海市虹口区两间门面房。他的代理律师认为：“罗没有委托过法律工作者张学义，双方没有建立起合法真实有效的委托法律关系，张的行为不能代表罗的真实意思表达，罗不应承担调解书的法律后果。”
2009年10月，颍上县人民法院认定“原审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撤销了这份饱受争议的民事调解书。
但被申诉方王干不服，上诉至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他坚持认为，原民事调解书是“合法有效的”。
几次开庭时，王干拿出的证据是罗会来写的两张收条。上面分别写有收到10万元、2万元，“我与王干买卖房屋一事两清”。落款是在房屋过户当天——2006年8月10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问罗会来：“你为什么要收钱、还写收条呢？你签了收条，是自愿卖房？”
他回答：“不是，这是我们当天在上海的旅馆，郑章友、王干让我签的。出了房管局，他们就把钱打给我了，然后让我写。我说我不会写，他就说‘我说，你写’。那时候不写不行，我老百姓，怕啊。”
今年2月8日，阜阳中院判决，罗会来主张自己根本没有起诉，该案是假案的理由不能成立。
法庭审理认为：“原一审上诉状上虽未有罗会来签名或捺指印，但调解卷宗中有罗会来提供的身份证复印件、房产证复印件、买卖房屋协议原件，及其在授权委托书上的签名，均能证明其委托郑章友起诉的事实。”
而罗会来坚持，以上证件根本不是他提供的：“2005年我和信用社发生纠纷时，办案法官就是郑章友。他从卷宗中拿到我的身份证、房产证等复印件，是很容易的事啊。”
同时，法庭认为，虽然张学义没有取得当事人授权，“但罗会来按照调解书内容给王干出具的两张收条，能够印证其对调解内容的追认”。
因此，判决再次认定“原审民事调解并未违背自愿原则，应予维持”。
2009年5月18日，罗会来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已经受理。
“我们委托了评估机构，估价现在我两间店面已经值300多万元，每年的租金能将近10万，现在我却什么都没有了。”他皱着眉说，抽烟一根接着一根。
截至发稿，记者一直试图联系颍上县法院及相关当事法官，但均未果。
本报将持续关注此事进展。
本报阜阳5月3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