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造像是指用石材雕刻的宗教偶像,可分为个体石造像和造像碑两种。前者直接以石造像,主像多为圆雕,大多数像身的背部、台座或碑面都刻满了信士的姓名以及造像年月,据此可以判断其时代。后者是在碑形石或柱状石上凿出佛拿各种造像,雕刻手法以浮雕为主;碑石高广不一,厚度常为20厘米上下;碑的正面上方刻佛拿和佛像供养人像,佛拿上方是碑额,上圆下方,刻满了纹饰。
石造像出现的时间,大约在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魏晋以来,在北方盛行的石窟造像的影响下,小型可移动的石造像也趋于流行。它们的风格特征与同时代的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基本一致,鉴别时,可用石窟造像和金铜佛像作参照。如北魏早期,佛像的头部出现水波纹发髻,多是身着广袖通肩大衣,其中年代较早的纹折稀疏,线条较硬;稍晚的则纹折密而柔软。当今许多伪刻的石造像,很难与相应的时代风格特征相符。此外,传世石造像的表面有风化侵蚀所形成的锈色,表面发白,且有状似根须又似流质自内淌出的“石筋”锈痕,很难仿造,可作为鉴别石造像的依据之一。
此石雕阿难像高20.5厘米,宽13厘米,厚16厘米。石质为青石类,年代为唐代。隋唐是我国佛教雕刻空前繁荣的时代,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使得这个时期的雕刻艺术飞速发展,形成了一个古今中外大融会的时代特征,起着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这就为唐代的佛教雕刻艺术走向民族化、世俗化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唐代的佛教造像,其宗教的特征明显减弱,但是在艺术性和真实性,特别是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却大大加强了。而且,人们从佛教的出世思想转变为入世思想,由依附神的幻想进而凭借神来表现人间生活。正因为这样,唐代就特别流行写真容,或塑或绘,无不如此,佛教造像也不例外。这个时期的佛像、菩萨像已成为人间现实生活中美好形象的再现,它们已不再是宗教偶像中的神,而是人间美与善的理想的集中表现。
从这件阿难头像雕刻,就很容易看出其时代特征:头像无论是眼、耳、口、鼻都非常写实,而且刻画得细致入微。脸部的骨骼及肌肉表现得都很准确,额上的抬头纹也清晰可见,头为光头,头顶上雕有一疙瘩,明显凸出,硕大耳朵自然下垂,脖子上的衣着雕刻娴熟,所有这些特征,无不反映出唐代雕刻卓越的艺术成就。此头像因受“文革”破坏,鼻子有残,虽残尤美,不失人们对阿难的俊、秀、慧、谦、忍诸多特点的追崇和敬仰。
阿难(?~公元前463),为梵语Ananda的音译,全称“阿难陀”。汉语的意思是“欢喜”、“欢庆”等。他是释迦牟尼的堂弟,即叔父斛饭王之子,跟着释迦牟尼出家,侍从二十五年,为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在师兄弟中称“多闻第一”,就是长于记忆。传说释迦牟尼涅槃后,五百大罗汉聚集在一起,为了防止异端邪说,便让阿难诵出释迦牟尼生前的言论,举各自所闻确系无误者,集结成佛教的经典。佛祖涅槃后,大迦叶尊者成为“初祖”,统领广大佛家弟子。大迦叶圆寂后,阿难尊者继承迦叶率领徒众宏扬佛法,被后世尊称为“二祖”。在寺院中,阿难与迦叶总是侍立在佛祖的两边,成为佛祖的协持。文殊菩萨曾经这样赞叹阿难的庄严、多闻:“相如秋满月,眼似青莲华,佛法如大海,流入阿难心。”不但佛陀喜欢阿难,阿难更有大众缘,尤其深得女众的尊敬。佛陀的姨母摩诃波阇波提夫人的出家,就是经阿难再三向佛陀请求,才得允许,于是有比丘尼僧团的成立。由于阿难的慈心、善良,常常给他的修道带来许多的麻烦和障碍,如摩登伽女的诱惑,以致佛陀常单独对年轻的阿难说教,要他避开女难,远离爱欲,日后必是绍隆佛种的传人。佛陀因为看重阿难的善良细心、知道进退、不违所教,属意他为侍者。当时,舍利弗、目犍连也都向阿难劝说,要他当佛陀的侍者。阿难为了避免日后不必要的误解、讥嫌,提出三个希望,要目犍连转呈佛陀:第一、佛陀的衣服,无论新旧,他决不要穿着;第二、如有信众恭请佛陀至家中供养,他决不要随侍前去;第三、不是见佛陀的时候,他不到佛陀身边。阿难的品格,获得佛陀高度的赞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