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的张淑君
今日王塬村 （王璐 摄）
张淑君，一个出生于上海的知识女性，为了崇高的理想而投身革命，历经颠沛流离而来到了商洛山中。今天，笔者怀着敬畏的心情，带领读者重温她那悲苦而又传奇的人生历程。
抗日女英雄
1925年冬月，张淑君出生在上海龙华一个贫困的工人家庭。为了养活她和姐姐，父母节衣缩食，苦撑苦熬，好不容易生活有了起色，父亲却在她3岁那年突然去世，家里一下子断了经济来源，母女三人只能依赖几间破瓦房的出租金勉强度日。生活中遇到过不去的坎儿时，母亲就领着姊妹俩来到父亲的坟前哭诉，荒郊野外那凄惨的哭泣声，烙下了她心头的第一道伤痕，也注定了她日后的艰难与不幸。
在亲戚的资助下勉强读了4年小学之后，张淑君就回家帮母亲干活。15岁那年，她便出外做工，开始自己养活自己。那时，上海的新文化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在苦难中长大的张淑君，受新思想和新文化的影响，参与了一些进步人士组织的游行、罢工活动。也就是从那时起，她学会了叛逆，养成了永不服输的倔强性格。
在艰难困苦中，张淑君慢慢长大了。那时的上海正是资本迅速膨胀时期，只要肯出力，就不愁挣不到钱，按说苦日子该熬到头了，偏又遇到了中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就沦陷了，大批日军侵略者涌入了上海。日本鬼子烧杀抢掠的行径激怒了上海市民，他们纷纷投身到抗击侵略者的战斗当中，冯阿大驾驶着载有日本鬼子的汽车冲进了黄浦江，十九路军殊死抗击，万人空巷相送自杀式抵抗的飞行员登机……这一个个壮举，激励着上海市民的抗日斗志，抗日的烈火遍地燎原。日本鬼子为了镇压抗日民众，在龙华设立了警备司令部，对市民的血腥镇压惨无人寰。这时，张淑君的姐姐已经出嫁，母亲担心张淑君有啥闪失，把她送到了自己的娘家南京六合县。
六合是南京的北大门，素有“京畿之屏障、冀鲁之通道、军事之要地、江北之巨镇”之称。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六合的抗日活动如火如荼，同时那里也聚集着国军和共产党的地下游击队。山里被称作红区，张淑君的姨夫是游击队司令，她在姨夫家里时间久了，自然接触到了革命活动。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姨夫就把她发展成为我党的地下交通员。那一年，她刚满19岁。
地下党的活动是秘密的，充满了艰难与恐惧，也注定了张淑君青年时期的悲苦命运。刚开始活动时，还比较顺利，可时间久了，常常往返于红白二区，张淑君难免引起那些官兵油子的注意，找茬的事时有发生。一天，她打扮成小贩去红区送情报，提着的篮子里装满了针头线脑，刚走到哨卡，就被一哨兵挡住，问她是干什么的。她说去乡下做点小买卖，哨兵不相信，开始搜查，先搜遍了篮子，没搜到什么，又要搜身。她的情报就藏在小袄胸前的夹层里，当哨兵的手刚伸到她的胸前时，她尖叫着打开了哨兵的手。她的反抗，激起了那些兵痞的兽性，他们一下子围上来要强行搜身，她叫骂着、挣扎着。正在这时，一个青年军官开车路过，问是怎么回事，她说他们欺负她。青年军官火了，骂兵痞不该欺负一个弱女子。哨兵说，他们正在按照上峰的旨意搜查可疑行人，这个女子有很大嫌疑。青年军官说，那也要带到军部由女警官细查，而不应该由你们搜身。说完就把张淑君带到了军部，投进了监狱。在寻找女警官的间隙，张淑君趁机吞下了情报，女警官搜身时啥也没有搜到。
提审时，张淑君一口咬定自己是小贩，为了糊口做点小生意，但兵痞却说她经常出入此地，有很大的嫌疑。就这样，在“宁可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人”的恐怖时期，她被长期关押起来。
长期囚禁在阴暗潮湿的监牢里，张淑君吃的是发馊变质的饭菜，每天除了要遭受严刑拷打的折磨外，还要忍受人身侮辱。一次次转监，一次次提审挨打，身上的旧伤疤还没好，又增添了新的伤疤，有的的伤疤开始发炎流脓，一个青春、阳光的女孩被折磨得形如枯槁。因为她仅仅有嫌疑，不能把她活活整死，所以她被送进师部医院接受治疗。在师部医院里，她邂逅了少校军医王银世。那一年她20岁，正是人生的花季。
烽火奇缘
王银世是陕西商洛的一个农民子弟，1920年3月出生在商山脚下，家里虽然较为殷实，却缺乏男丁。银世的出生给王家带来了不少欢乐，父辈弟兄四人就守着他这棵独苗。那时的社会动荡不安，拉丁、绑票是常有的事，小学毕业后，父亲就不打算让他上中学了，早早地给他订下了媳妇，等到18岁时就给他成家。没料到在他17岁那年的隆冬，本家的一个堂兄王宇世突然从外边回到了丹江南岸的王塬村。那时的王宇世已是少校军医，这次回来一是探家，二是顺便招收本村的青年人从军，因为中日战争已经爆发，招收青年人报效祖国是每个军人的义务。他一回到村上，就开始宣传抗日思想，物色有志青年。本家兄弟王银世、王家龙及叔父王曾夏3人很快就被他的抗日思想所感染，没有征得家里的同意就与他一块回到了连队。尤其是王银世，不但是独生子，而且已经订了婚事，他的出走差点要了父母的命。
来到部队后，因为3人都是有文化的进步青年，且有极高的悟性，经过三个月的集训，就随部队上了前线，成了战场上抢救伤员的医务兵。
中条山一战打得既顽强又激烈，只可惜几乎全军覆没，他们3人被打散了，谁也不知谁的下落，王银世和一部分官兵被日军俘虏后关进了俘虏营，日军的暴行让他们生不如死。每天早上，日军都要从俘虏里拉出一名军人去喂军犬，还要所有俘虏当面观看军犬吃人的惨烈场面。眼见着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被军犬撕咬成一堆骨架，许多人被吓得魂飞魄散，闭着眼睛不敢观看，但又不能让日本兵发现，若是被日本兵发现，就会一刺刀戳进他的心脏。这样的场景天天都在上演，大部分俘虏的精神已经崩溃。所幸的是汪伪政权建立不久，所有活下来的官兵被转交给了汪精卫的部队。由于汪精卫是日本人的走狗，王银世几个人不愿为走狗卖命，趁着俘虏交接的空隙逃了出来。找到部队后，他成了一名少校军医。
张淑君见到王银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不但人长得帅，还有一副善意的面孔，便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他，一有空就和他交流自己的思想。王银世第一次见到这样年轻漂亮、活泼大方的女性，尤其是她的聪慧与善良在他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荡，两人慢慢地走近了，加之他对国民党军队的腐败黑暗感到了厌倦，经过张淑君的策反，他俩在一次部队换防时开了小差。
俩人逃出来后，先来到张淑君家藏匿。由于她家没有男丁，母亲见王银世忠厚老实，又有医学造诣，就促成了两人的结合。结婚后，他们在龙华街上开了个小诊所度日。
小日子暂时稳定后，张淑君托人打听姨夫及当地红色政权的情况，得知姨夫已经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牺牲，与她单线联系的上级也因她的被捕而转移，与她的一切联系都中断了。找不到组织，她只有将这段历史深深地埋在心里，两人在龙华的街边偷偷摸摸地生活着。这期间，张淑君一边给丈夫当助手，一边刻苦学习西医理论，在丈夫的悉心点拨下，她的医术提高得很快，不但能处理一些简单的病理，还能开一些常见病的处方。1947年，他们收获到了人生最大的幸福，他们的儿子问世了。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张淑君与王银世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
儿子的出生，虽然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乐趣，同时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艰辛。王银世是逃兵，逃兵是见不得人的，只要有一丝风声，就得东躲西藏。1948年夏天，王银世所在的部队回到了上海，闻讯后他们几经辗转，逃到了江苏邳县官口镇，在那儿又开了个小诊所度日。这时淮海战役打响，一天，镇上送来了许多解放军伤员，部队上人手不够，王银世两口子很快就投入了抢救伤员的战斗。不几天解放军转移了，国军又来到了镇上，有人告密说王银世是解放军留下来的探子，团部就把他抓去关了起来。正当张淑君不知所措时，两个国军的老总前来看病。老总和她闲聊时，说自己是陕西龙驹寨人，张淑君立即与其套近乎，说她丈夫也是龙驹寨人。老总又问她，是龙驹寨哪里？她说是龙驹寨商镇王塬村。老总急忙问他，人现在啥地方？她说被关押在团部里。老总听到这里便骂道，谁他妈的吃了豹子胆了，敢抓我乡党！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了团部，不到一袋烟的功夫，王银世就被放了回来。原来，那位国军老总是龙驹寨东河人，是军部电台的一个上尉，虽说级别不高，但整天与军长混在一起，就不得不让团长另眼相看。
1949年，全国解放了，张淑君心里的负担放下了，他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了。这时，王银世的母亲一再催促他们回老家丹凤。老人的年龄大了，银世又是她唯一的儿子，她天天都在盼望着儿子能回到她的身边。于是，他们带着儿子回到了老家——商山脚下一个叫王塬的村子。(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