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长民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那一年我13岁，刚上初一，可以说我是同改革开放一路走来的，我是改革开放一个普通的亲历者。
我们那一届学生，同时也是中国教育改革的见证者。记得那时小学5年级延长了一个学期，才把春季开学调整为秋季开学。过去小学是5年，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从我们那一级开始，初中和高中都变成了3年。那时上学经常要去农村参加劳动，每一周都要由老师带着去帮农民干活，我帮当地农民挖过红薯、拔过豆子、割过麦子等。过去初中升高中、高中上大学都是靠政治表现推荐升学的，中考成绩好的学生只能上中专，然后才根据成绩按重点高中、普通高中依次录取。我国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的，可以说1977年是中国教育改革的里程碑。
我高中毕业就去当兵了，当兵的地方在甘肃第二大城市美丽的天水。5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我说一不二、雷厉风行的做事风格。其间，1985年12月至1987年6月我参加了对越防御作战任务，血与火的洗礼，磨炼出我不畏艰险、可以战胜任何困难的毅力。
我当兵走出秦岭，从大西北到祖国的南疆，算是跑遍了大半个中国。1987年10月，我从部队退伍回乡，家乡面貌依旧，唯一的改变就是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后，人人都能吃饱肚子，家家户户通上了电。那时农民一年收入只有几百元(主要是靠自家养殖猪牛羊和上山挖药等)，匠人一天的工钱只有1.5元，脱产干部一个月的工资才30多元。当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有一天村上能通上广播、有一条通往街道的公路。
记得当时村上修路，村支书说要把路修成2米宽，便于架子车通行，我说应该修成5米宽，至少能满足将来通汽车的宽度，老支书严厉地批评我说：“你当了几天兵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我们这里去街道20多里路都不能通车，这样的穷山沟哪一辈子能通汽车?不要做白日梦了。”最后在我的建议下，村上把原计划2米宽的路修成了3米，在那个没有汽车的年代，这就是很宽的公路了。
1987年10月至1992年5月，我在家里当了4年多农民。1990年9月，我当选村党支部书记，那一年我25岁，当时村干部补贴一年仅有120元，还要从农民身上收，那时叫作“摊派款”。年底收摊派款是村干部最棘手的工作，因为农民日子过得很紧巴，摊派款是很难全额收清的，一些贫困村的村干部，到现在还拖欠着他们的工资。
在家里当农民那些日子，我搞过养殖，开过诊所，也和同龄人一样，去河南省灵宝县的金矿上干过活，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农村最苦的活就是三伏天收麦子，我干农活不是行家，捆麦子就是个技术活，会捆的把式会把麦子捆成扁形，可我捆出来的麦子总是圆形的。那时我女儿2岁多，我带她一起到地里收麦子，我背着麦子从坡上往下走，三伏天汗流浃背，汗水迷茫了双眼，几乎看不清路，因为麦子没有捆好，走着走着就从背上散开了，女儿看着我肩上的麦子散落一地，天真地笑着。面对荒凉的大山和散落一地的麦子，曾经的理想是多么遥不可及，我那时心里在想，自己就要这样在山里过一辈子吗?
那时没有外出打工的概念，我只能在家里种地养活老婆孩子，有时间了就看看过去上高中时的课本，当时没有任何目标，只是觉得看书多了会有好处的。家里人和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一个农民不好好干活，整天抱着一本书让人不可理喻。“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1991年10月，商洛地区从农村退伍军人中招录干部，我们洛南县招两个，我笔试成绩第一名被顺利录用，1992年6月，我被组织分配到一个边远乡镇工作。
从我上班第一天开始，各种改革就没有停止过，单从乡镇机关来说，我就经历过政府号召机关干部领办乡镇企业、干部停薪留职下海经商、精简编制发红本本绿本本、撤区并乡建镇、撤村并镇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这些改革有成功的，也有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踩稳一步，再迈一步。
改革开放40年了，现在已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国都在奋力实现脱贫攻坚和建设美丽乡村，农村振兴也将逐步拉开序幕。如今城乡面貌脱胎换骨，从泥墙土路的贫苦农村和百废待兴的破烂城市，到如今小桥流水绿水青山的美丽乡村和楼房林立绚丽繁华的现代都市;从过去农村交通运输主要靠自行车、架子车和手扶拖拉机，到如今私家车已经普及到寻常百姓家庭，基本实现村村通水泥路、村村通班车;从过去只有单位才能用上的手摇电话，到如今宽带基本到村和手机人人普及的网络时代;从过去只能在农村建房，到如今有条件的家庭都可以在城里或者街道拥有自己的房子，人民生活不可同日而语，吃饱穿暖曾经是头等大事，如今人人要约束自己，“管住嘴，迈开腿”，少吃多动，更不用说人居环境的极大改善和社会的相对公平了。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坚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改革开放再出发，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会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