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成龙探访北川中学，承诺捐献新作《大兵小将》部分票房援建北川中学。9月1日，新北川中学开学，却表示“从未收到过这笔钱”(本报今日A30版)。
“然诺重，君须记。”目前，尚不清楚成龙究竟为何不履行捐献承诺，但毫无疑问，成龙已经陷入了诈捐风波，不少网友愤言痛殴，指责成龙沽名钓誉，“不想捐就不要打着捐款的旗号，宣传影片，既然想当君子，就应该恪守承诺”。
成龙陷入诈捐风波，也许非其所愿，也许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客观原因，甚至也许他不慎把这事给忘了。但不管什么原因，都是一种多输的结局——北川中学未收到捐赠，成龙声誉大跌。此外，此举也对当下并不成熟和健康的慈善生态带来冲击。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名人诺而不捐的现象可谓多矣，名人作为公众人物，一旦言而无信，将会产生恶劣的示范效应，客观上就怂恿其他人诺而不捐。
由此，笔者想到了章子怡。章子怡方面对外宣称为汶川地震捐了100万元，但网友登录中国红基会的网站查询，发现章子怡实际上只捐了84万元。在舆论压力下，章子怡补齐了相差的16万元，其经纪人也出来道歉，但并未平息喧嚣舆论，迄今为止，章子怡尽管多次危机公关，并积极参与慈善，但仍然背负着沉重的“诈捐”阴影。
其实，无论是章子怡还是成龙，乃至于此前的余秋雨，他们面临的诈捐风波，都不是一个个孤独的个例，实际上折射出了沉重的制度性之漏。其一，的确有一些名人、企业家或富人，利用慈善来扩大自身影响力，博取美誉，这其实无可厚非，但不能本末倒置，更不能在达到目的后，弄虚作假，诺而不捐。据报道，1998年洪灾6亿捐款，一半未到位；2008年年初的南方雪灾中，某省收到1.06亿元承诺捐款，但实际到账仅7383万元。可以说，“诺而不捐”、“诺而少捐”俨然成了潜规则。这种开“空头支票”的做法，无疑极大伤害慈善事业和公道人心。
诺而不捐既与一些捐款人心怀“鬼胎”有关，也与监督不到位有关。章子怡诈捐事件发生后，全国政协委员杨澜在接受专访时表示：“捐赠并不是说明星唱唱歌、承诺一个数字就行了，应当建立更为完善的监督机制”。诚然，无论是名人捐款还是非名人捐款，在其承诺后都应引入监督机制，这样才会减少诺而不捐、诺而少捐的现象。
据悉，湖南拟制定募捐管理条例，“诺而不捐”将要吃官司——捐赠人不履行捐赠合同或者捐赠承诺的，募捐组织应当向捐赠人追索；追索未果的，应当向社会公告并依法提起民事诉讼或申请仲裁。而今年4月20日的《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特别节目》的晚会，明确提出，善款要先到账，企业才能举牌，即企业的捐赠资金在接受捐赠的公益机构确认到账后，凭捐赠发票领取晚会门票才能在晚会上举牌亮相。
在英美等国，有一条众所周知的原则：“允诺禁反言”，即允诺后不得翻供或不得自食其言，允诺人所作的赠与的允诺或无偿的允诺具有约束力，须加以强制执行。这一原则同样可以为我所用。
慈善事业被称为“玻璃缸里的鱼”，惟其透明，才能提升人们的信任和慈善热情；慈善事业同样在丈量着社会进步和见证着一个国家的文明指数，正因此，我们既要呵护人们的善心和不断提高慈善品质，也要强化监督，避免慈善成为被利用的工具。减少诺而不捐、诺而少捐，既需要构建制度，也需要涵养整个社会大环境。 (江苏 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