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但是人们也会觉得这十几个委员分属于不同的行业，还有各自的工作，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有效地履行自己的监督职责呢？
王永：其实大家会觉得好像我们半年才开一次会，那么沟通是不是太少了，其实我给大家做一个情况的介绍大家就明白了，我们现在每天，我们的邮箱里面可能会收到讨论的邮件，可能最多的时候可能达到几十封，怎么做呢？一个委员有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需要讨论的话，他通过邮件发给各位委员，一个群主，发完以后，每个邮件，每个委员，我们要求是每个委员回复的时候，都是同时抄送给其他所有的委员，也就是说我们在邮件里讨论的所有的问题，其他委员理论上也是都能看到的。
记者：但是人们也会有这样的质疑，比如说在红会这些账务上的这些专业问题，对于你们每个委员来讲可能并不是自己的专业所长。
王永：两点，第一点大家知道刘姝威委员是非常资深的财务专家，著名的蓝田案就是她给弄出来的，第二点我们除了刘姝威委员之外，我们还有权力去聘请第三方独立的审计或者是调查机构。
记者：但是聘请第三方是需要费用的，你们这些委员要运作也是需要费用的。
王永：第三方调查的费用这些都是应该从红会的行政费用里面列支，那么为了避免所谓的用钱就是财务的不自由导致我们别人会质疑我们监督结果的不自由，我们有一位委员还专门向社监委捐了一笔钱，这个钱现在就目前来看的进度来看，它至少够我们用一到两年，也就是说按照我们的章程是，红会应该承担我们的办公费用，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没有花红会的一分钱。
解说：事实上，在此次四川雅安地震中，中国红十字会依然是慈善救援的主力，然而这是与公众强烈的不信任并存的，更多的人是因为对灾区的爱心而选择了继续捐款捐物，而并不是对于红会的完全信任。而对于成立只有一年多时间的的社会监督委员会来说，能否真正有效的监督红会、制约红会，成为公众最关切的疑问。
记者：但是对你们而言的话，如果说要监督红会的一些具体的账目的问题的话，你们有什么样的一种强制的权利来约束他们呢？如果说对方可以拒绝或者说不配合的情况下。
王永：我觉得你说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我们到底有什么权利？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几个权利，也是按照我们的章程来讲的几个权利，首先我们是可以列席红会的所有的会议，无论它什么级别的会议，包括他的执委会，我们都是可以列席的，它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这是第一。第二，红会社监委是可以直接给红会的任何一个人直接沟通，而不需要通过任何的中介，第三个就是红会所有的资料包括文件，包括这个保密的也好，不保密的也好，所有的档案资料我们都是有权调阅的，还有一点，第四点，社监委成立以来，红会所出台的重要的文件、重要的政策方针都需要通过社监委的批准，那么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如果红会不配合的话，社监委其实是比较难以发挥作用的。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王永：就像你刚才所讲的那样，如果红会他不自身的内部规定说所有的质询你必须要回应，所有的电话你必须要接，所有的这个会议你必须开放的话，那在内部会受到很大的阻力，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正因为红会有了这个勇气，说自己把监督的力量找上来，叫自找监督，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勇气，所以我们这些监督委员会的成员才有积极性来参与这个监督的工作，如果当我们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所谓的社会监督委员会只是一个摆设或者傀儡的话，我估计所有的人都会退出，都会选择退出，所以你刚才讲我们的这种监督有没有强制性，我可以很明确地说，我们没有强制性，但是我们有一招，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退出，如果我们选择退出的话，我相信可能对红会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你找来的监督委员会，人家都不监督你，都退出了，那对你的打击可能是，可能比别的打击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