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与影评相关的新闻事件此起彼伏。先是《长城》的制片方给发微博慨叹“张艺谋已死”的影评人发出律师函；接着，《摆渡人》的监制王家卫针对观众差评发微博回应，获得众多明星转发力挺；之后，某媒体一篇批评“恶评伤害电影产业”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刷屏，又引发舆论对“影评与电影产业关系”的大讨论。
众声喧哗中，什么样的影评具有公信力？影评人的底线在哪里？我们如何营造良性互动的评论生态？
不做利益相关方的传声筒
“影评能够提高普通观众对于电影文化和电影艺术的理解力，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然而，在人人皆可发表评论的时代，影评却变成一个模糊的概念。有些时候，它仿佛变成了注意力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带来的粉丝效应以及牵动的关注度，已经具有了某种商业性。今天大家所批评的影评乱象，其实就针对掺杂了很多商业诉求的‘私货’，和电影本体没有太大关系。”近日，在电影频道《今日影评》栏目与西溪影人会携手举办的“电影评论新坐标”主题高峰论坛上，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吴冠平如是说。
影评人周黎明认为，有些评论看似独立，实际上是打着“影评”旗号的网络“水军”，生产着电影市场营销的副产品。这些商业利益的傀儡，不论是“黑水”还是“白水”，对电影市场都是有害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贾磊磊认为，影评如果缺乏独立性，就没有公信力可言。所以，影评人必须将评论行为与商业推广划清界限，不当制片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传声筒。唯有时刻保持专业精神、学术个性和道德自律，才能坚守推动中国电影文化健康发展的初衷。
搭建不同维度间的对话桥梁
要谈论影评的公信力，首先要弄清影评的概念。我们必须把用户体验式评价与评论家的专业评价区别开来，采取不同的态度对待。周黎明指出，与专业影评人一样，普通观众也有打分评论的权利和自由。但他们虽有权利打分，不代表其分数一定有参考价值。很多时候，他们的评价夹杂着私人的情感体验和情绪宣泄，有时呈现的是某种简单粗暴的消费者心理。
在吴冠平看来，每一部电影都是半成品，它和每一个观众共同结合，才能生成一部电影。正所谓“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当不同影评主体和电影结合的时候，由于其身份、立场、阅历、喜好不同，影评的观点、倾向、措辞也就不尽相同。“所以，我们将影评分成学术评论、用户评论等多个维度。学术评论建立在电影理论的专业视野之上，应该尝试突破既有的学术圈，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发挥其权威性、引领性和影响力。用户评论则反映个体的消费体验，在用户反映的层面有一定的合理性。如何区分影评人的专业意见和普通观众的随意吐槽，并在其间建立桥梁性的话语体系，实现不同评论维度之间的有效对话，成为影评界需要认真探讨的课题。”
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
曾几何时，一手创建中国电影评论学会的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三次观摩电影《黄土地》却不发一言，因为看不懂，所以不开口。然而，几十年后的今天，发表影评却成了一件太过简单容易的事情。在互联网崛起、传播渠道日渐丰富的大背景下，影评界在呈现一派差异化、多样化的新景观的同时，标题党哗众取宠、夸张修辞耸人听闻，甚至用恶语脏词攻击不同意见者等问题也如影随形，严肃深刻的评论变成吐槽时代的稀缺资源。针对这一现象，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感慨，现在的影评环境普遍呈现出一种“赞就是水军，骂就能博眼球”的状态，似乎只有毒舌、辣评，才能获得叫好声。虽然说开放的电影市场应捍卫每一位观众自由表达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不是无边界的，我们必须对自己说出的话负责任。
好的影评在电影艺术的鉴赏、对电影剧作的评价、对电影人物的分析上，要保持中肯的、符合逻辑的、对观众有启发的导向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艺术委员会委员田水泉强调，想写影评，首先要看电影，做到有感而发，说真心话。按理说，这是对影评人的基本要求。但遗憾的是，时下有些作者根本没看影片，单靠简介就敢评，人云亦云想当然，文章充满“套路”。其次，影评人看完电影觉得失望、不满意，对影片给予差评完全可以理解，但应就文本谈文本、就艺术谈艺术，用充满极端情绪和粗鄙的文字对影片出品方或创作者进行人身攻击，超出了正常的电影批评、业务探讨的范围。批评也好，辩论也罢，如果做不到幽默风趣，也应当好好说话，最起码要遵守公序良俗和相应规范。
（本报记者 李蕾 本报见习记者 张进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