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上所述的以外，我们还要说明一个事实：列宁曾与一群亲密战友，肩并肩地共同工作，对于这项共同的事业，那些人中的每一个都供献了自己独有的知识，都发挥了各自的创造力，都是卓越的天才。可是斯大林的周围，则围绕着一些十足的庸人，特别是在他清除布哈林的右派集团以后。他们缺乏任何一点对国际事物的观察力，对于世界工人运动中任何一个简单问题，都不能提出一点独立的意见来。
同时，自从列宁死后，官僚机关的重要性就变得无比巨大。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正是官僚机关的巨大权力，与他在理论、政治及民族意识上的狭隘性相结合的可怕产物。斯大林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是不可救药的。他在第十六次大会上对中国问题所说的五句话，澈头澈尾地渗透了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斯大林就是用这个机会主义政策，在过去几年里指挥中国人民的斗争。扼杀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人，正在我们眼前，准备扼杀萌芽中的中国第三次革命。
一九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于普林基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