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家座谈会上，周汉华就力主删掉上述许可权、调查权和罚款权，“现在立法，都要许可权、罚款权，罚款成了一个目的，很多不合法的行为罚款后合法了，不光是对保密法本身，我们应该反思这种问题，使制度回归到法律特性上。”
而取消罚款权，亦符合国际的通行做法，没有哪个国家会让保密部门去罚款的。“罚款很多是不解决问题的，罚款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现在已经成了‘灵丹妙药’，其实是‘假药’，执法机关把罚款当目的，而不是手段。”周汉华表示，此次保密法二审草案取消了许可权、调查权和罚款权是立法的大进步。
不过鉴于中国保密体制的特殊性，草案取消了许可权、罚款权等规定，也让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难以“做被告”。周汉华介绍，国外保密部门是纯粹的政府机构，在中国既是中央保密办，也是保密局，这也是国家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外国不能直接例比。
周汉华说，虽然国外保密部门的决定都是要受到司法审查，如美国对国家安全部门作出的保密决定，虽然可以进行司法审查，但法院保持高度尊重的态度，“基本上是不过问，公益组织、公民，也很少有人去挑战，提出诉讼非常罕见，一旦到了法院，法院也是高度尊重。”
周汉华表示，根据二审稿对保密部门的定位，不让保密部门去做被告，而由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部门作为被告，既符合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也是合理的，既保证对保密部门的尊重，保持它的政策高度，也不会影响公民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