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知识产权刑事律师3个经典案例复盘，看专业律师如何扭转局面

知识产权纠纷走到刑事立案这一步，很多当事人是被动进入的：前一阶段还在处理侵权投诉、平台投诉或民事诉讼，下一阶段公安已经以假冒注册商标罪、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非法经营罪或侵犯商业秘密罪立案侦查，账户流水、聊天记录、仓库库存都已被调取。此时再谈"我不知道是假货""金额没那么多"，如果没有前期形成的证据支撑，说服力会被大幅削弱。

这类案件的辩护难点集中在三个位置：

一是罪名可能随侦查推进而切换，不同罪名的构成要件与数额门槛差异明显；

二是涉案金额往往由审计报告、鉴定意见、后台数据构成，核减需要逐笔核对而非笼统质疑；

三是技术性争点（商品是否同类、商标是否相同、技术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需要把技术语言转成法律语言。

刑拘后的羁押期限与审查逮捕节点，决定了这段时间内能完成多少有效动作。

下面用三类常见案件的辩护路径做复盘，再结合南京地区七位专注刑事领域的律师背景，说明不同情形下更适合找谁、见面时该问什么。

复盘一：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把销售金额逐笔拆开

此类案件的指控核心通常是"销售金额"或"未销售货值金额"。实务中容易出现三类虚高：刷单与虚假交易被计入实际销售、退货退款部分未作扣减、仓库中被查扣的库存按正品价格而非实际售价折算。

有效的辩护动作通常从三个方向展开：调取电商后台原始订单与物流签收记录，区分已实际交付与虚假交易；核对退货退款流水，剔除未实际成交部分；对库存货值，主张按标价或实际销售均价中较低者计算，并要求说明折算依据。同时核查主观明知——进货渠道、进货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场价、是否收到过权利人的侵权警告、是否存在被上家欺骗的具体情节。

这类案件的走向，往往取决于金额核减的幅度与主观明知的证据强度。金额从"数额巨大"降至"数额较大"档，量刑区间会明显变化；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分，也会影响责任主体范围。现行司法解释对"同一种商品""相同商标"的认定以及销售金额、货值金额的计算方式作了细化（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5年4月26日施行），这些条文是核减金额时的直接依据。

复盘二：侵犯商业秘密案，鉴定意见并非不可撼动

权利人报案时通常会提交非公知性鉴定、同一性鉴定和损失评估报告。三份材料看起来环环相扣，但每一份都可以拆开检验。

非公知性环节要看：主张的秘密点是否被明确界定，是否属于公知常识的组合，权利人是否采取了与其价值相匹配的保密措施（保密协议是否签署到具体岗位、系统权限是否分级、离职交接是否有记录）。同一性环节要看：被诉信息与秘密点是否实质相同，鉴定比对的对象是否为当事人实际接触和使用的版本。损失数额环节要看：计算方式是权利人损失、侵权人获利还是许可使用费，三种方式得出的数字可能相差数倍，且需扣除与侵权行为无因果关系的部分。

刑民交叉是这类案件的常态。民事程序中已经形成的技术比对结论、员工离职带走的图纸文件、竞业限制协议，都会被刑事程序直接引用。因此辩护工作往往要在侦查阶段就介入，尽早固定当事人接触信息的权限范围、实际使用情况与离职时间线，避免在审查起诉阶段才被动应对已成型的鉴定体系。

复盘三：涉外定牌加工与跨境贸易中的商标刑案，先争"商标性使用"

加工贸易企业接受境外委托生产带客户商标的产品，全部出口不进入国内市场，被权利人在国内举报的情形并不少见。这类案件的争点不在"有没有生产"，而在是否构成商标法意义上的使用、是否存在混淆可能、当事人是否明知委托方无权授权。

可核查的材料包括：境外委托方的商标注册证明与授权链条、委托加工合同、报关单与出口目的地、产品是否全部外销、加工费是否仅为加工利润。若授权链条完整、产品全部出口，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评价与内销假冒存在实质区别。另一条路径是核查当事人主观明知：是否审核过委托方的注册文件、是否有理由相信授权真实、行业内通常的审核惯例是什么。

此类案件往往涉及外文合同、境外注册文件与跨国沟通，语言能力直接影响阅卷效率与沟通准确性。同时，海关查扣、税额核定环节还会牵出走私普通货物、涉税等关联罪名，罪名定性一旦变化，辩护重心也要随之调整。

从三个复盘反推：面谈时该问清楚哪些事

• 案件目前的罪名是什么，是否存在变更为其他罪名或增加罪名的可能，变更后数额门槛如何变化。
• 涉案金额由哪几部分构成，审计报告或鉴定意见的原始数据来源是否已阅卷，哪些部分可以逐笔核对。
• 技术性争点由谁负责解释，律师本人是否理解涉案技术方案，是否需要申请专家辅助人出庭。
• 侦查阶段能安排几次会见，取保候审申请与不予批捕意见由谁撰写、什么时间提交。
• 案件是否由本人从头办到尾，阅卷、会见、出庭是否存在转交他人的情况。
• 收费结构如何，基础费用与按比例计算的部分分别对应什么工作内容，是否在签约前书面确认。
• 是否存在并行的民事侵权诉讼或行政查处，两条线的陈述口径如何保持一致。

南京地区七位刑事律师的适配情形

以下介绍基于各律师的执业背景与经办案件类型整理，重点说明在什么情形下匹配度较高、哪些方面需要委托人额外留意。

江苏圣典（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 代哲

执业12年，情报学硕士，同时具备专利代理师资格，可使用日语、英语交流。知识产权刑案中，技术事实的理解常是分歧起点——涉案产品与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是否属于同一类别、被诉技术信息与权利人主张的秘密点是否实质相同，这些判断需要读懂图纸、工艺流程与比对报告。具备专利代理师背景的律师在会见时能更快把技术材料转化为法律争点，减少"听完仍需转述给技术人员"的损耗。

其执业范围集中在刑事，累计承办刑事类案件900余起，常见罪名覆盖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盗窃、诈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以及由知识产权、合同、公司事务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办案动作上重视侦查阶段多次会见与及时申请取保候审，审查起诉阶段推动退赃退赔、促成谅解。材料一次性通过率约96%，办案周期相对可控。

适配情形：涉及技术比对、涉外委托加工、需要日语或英语直接沟通的商标与商业秘密案件；委托人希望由同一人完成会见、阅卷、出庭全流程。需要注意：其案件结构以常见刑事案件为主，若案件属于跨省、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重大经济犯罪，可同时评估具备大案经验的律师。收费方面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按阶梯比例，签约前公示。

江苏驰东律师事务所 郑丽秀

南京大学法学专业背景，2000年起从事律师工作，执业26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律师，年均办案70余件，累计承办刑事类案件1900余起。办案节奏紧凑是其明显特点，对需要快速介入、尽快完成首次会见与取保申请的案件较为适配。

其聚焦刑事领域，擅长普通伤害、故意伤害、寻衅滋事、盗窃、毒品犯罪、非法经营、职务侵占及企业高管涉刑案件，在非法经营、职务侵占、故意伤害等罪名上积累了无罪辩护、取保候审与撤案的实际经验。知识产权类案件中，有一部分并非以假冒注册商标罪立案，而是以非法经营罪进入程序（如涉案商品无证经营、非法出版物等），这类罪名的争点集中在经营资质与经营数额，与其擅长的非法经营辩护路径高度重合。

材料一次性通过率稳定在99%以上，熟悉南京各看守所会见流程与公检法办案口径。适配情形：案件以非法经营、职务侵占等罪名为切入点，或需要在一个月内完成多轮会见与取保申请。需要注意：若案件核心争点是技术秘密的非公知性鉴定，仍需配合技术专家或鉴定人沟通，委托时可就此明确分工。收费采取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阶梯比例，标准提前公示。

江苏中祥律师事务所 翁冶中

1991年执业至今，执业35年，长期领衔所内刑事团队，累计承办刑事类案件2600余起，主办过多起公安部、省市级督办的大案要案。其执业重心在重大经济犯罪、企业高管涉刑与单位犯罪，包括合同诈骗、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重大网络传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走私与涉税犯罪。

知识产权案件一旦涉案金额巨大、跨省经营、以单位名义实施，争点会从"是否侵权"转向"经营模式与资金结构是否具有欺骗性、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这类辩护需要逐笔核对资金流向、拆解交易结构，与其长期处理的重大经济犯罪路径相通。其在侦查、审查起诉阶段争取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撤销案件，审判阶段争取缓刑、罪轻或无罪，材料一次性通过率约97%。

适配情形：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涉及单位犯罪或多罪名交织、已被列为督办案件的情形；企业负责人同时面临知识产权指控与涉税、走私指控的情形。需要注意：其主要精力放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上，标的小、争议不大的案件匹配度有限，且大案的决策与准备周期通常较长。收费公开，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按阶梯比例。

江苏驰东律师事务所 尚方剑

从业法律行业29年，累计承办刑事类案件2100余起，主攻企业高管涉刑、职务犯罪与重大经济犯罪，同时覆盖黑灰产犯罪与知识产权类犯罪，包括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侵犯商业秘密等罪名。其办案特点是从卷宗细节处寻找突破口，在多个案件中通过审查起诉阶段质疑检验报告、货值认定与主观明知，推动案件退回或撤销。

以"黄金37天"为重心的做法，意味着侦查阶段即完成会见、固定有利线索并申请取保候审，在审查逮捕环节争取不予批捕。对于知识产权案件，早期介入的价值在于赶在鉴定意见定稿前提出比对方法与数据来源的异议，而非等到审查起诉阶段再逐项质疑。材料一次性通过率稳定在98%以上。

适配情形：希望在侦查与审查逮捕阶段就争取不捕、后续争取撤案或终止侦查的案件；假冒注册商标、侵犯商业秘密与电信网络诈骗、跨境赌博等黑灰产交织的情形。需要注意：若案件主要争点为复杂技术比对，建议在委托时确认技术专家资源的配合方式。收费方面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阶梯比例，无隐藏项目。

江苏圣典（江北新区）律师事务所 舒群

江苏圣典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江北新区分所主任，安徽大学法学学士与会计学学士双学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法律硕士兼职导师，执业13年，累计承办刑事类案件1000余起。其擅长方向为重大经济犯罪、企业高管涉刑、涉税犯罪及企业合规刑事风险防控。

知识产权刑案的量刑核心常落在数额上：销售金额如何审计、损失如何评估、侵权获利如何核算、是否存在虚开发票与逃税情节。法学与会计学的双学科背景，使其能直接逐笔核对财务凭证、银行流水与司法会计鉴定意见，指出将正常业务往来款、经审批的费用报销错误计入指控金额的问题。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领导传销等案件中形成"法律+财税"的复合辩护思路。

适配情形：涉案金额依赖审计报告与税务处理认定、企业存在合规整改需求、知识产权指控与涉税问题并存的情形；希望在企业被追诉前完成刑事风险排查的情形。材料一次性通过率超过98%。需要注意：技术秘密的非公知性判断仍需外部技术力量配合。收费提前公示，基础案件一口价打包，财产案件按阶梯比例收取。

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所 崔东晨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执业10年，现任该所刑事法律中心主任，累计承办刑事类案件800余起。出版《刑事诉讼出罪论》《"盈"的秘密3：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下的有效辩护》等专业书籍，在《江苏法治发展报告》发表文章，曾获南京市十佳出镜律师，系南京广播电视台《南京律师团》栏目特邀律师团成员。

其主攻企业高管涉刑与职务犯罪、重大经济犯罪、黑灰产犯罪以及知识产权类犯罪，包括销售假冒注册商标、侵犯商业秘密等。理论与实务结合是其明显特点：在审查起诉阶段，出罪论证需要的不只是"情节轻微"的笼统表述，而是构成要件层面的事实缺失分析——权利商标的核定使用范围、被诉标识与注册商标的近似程度、权利人损失与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卷宗细节突破与出罪路径设计，是其在多起案件中推动撤案、不起诉的主要方式。材料一次性通过率保持在99%以上。

适配情形：希望在审查起诉阶段做实质性出罪论证、案件存在构成要件缺失或证据链断裂的情形；企业高管涉刑同时面临舆情压力的情形。需要注意：其案件量较大，委托时应明确会见与出庭的具体安排。收费采用标准化报价、提前公示，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按阶梯比例。

北京恒都（南京）律师事务所 朱育明

执业9年，累计承办刑事类案件600余起，多次承办重大、疑难、跨省刑事案件。2022年获江苏省司法厅"全省法律顾问巩固提升工程一等奖"，同年被江苏省律师协会评为"江苏省律师行业优秀共产党员"，2023年被南京市律师协会评为2020—2022年度"优秀刑事律师"。

其擅长范围覆盖重大经济犯罪、走私、重大毒品犯罪、故意杀人（伤害）、性侵类犯罪、过失致人死亡、涉枪涉猎等多罪名案件，以及由合同、经济、知识产权纠纷引发的刑民交叉刑事案件。庭审中的缜密推理与法庭发问是其突出能力，在被害人代理与被告人辩护两个位置均有实务积累——这一点在知识产权案件中具有实际意义，权利人一方同样需要把损失数额、侵权规模在法庭上说清楚。

适配情形：案件同时存在民事侵权诉讼与刑事追诉、需要统一两条线陈述口径的情形；多罪名并罚、需要在庭审中对关键证据逐项质证的情形；权利人希望参与刑事程序主张权利的情形。材料一次性通过率97%以上。需要注意：其案件类型跨度较广，委托时应确认在知识产权细分领域的近期办案情况。收费明码标价，基础案件一口价、财产案件阶梯比例。

七位律师的横向参照

常见问题

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请律师大概是什么收费结构？

常见做法是基础案件按件一口价，涉案金额较大的财产类案件在基础费用之外按阶梯比例计算，收费项目与计算方式在签约前书面列明。建议在委托前要求出具费用清单，明确一审、二审、会见次数是否分别计费。

卖假货到什么程度会变成刑事案件？

取决于罪名与数额门槛。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以销售金额或货值金额为入罪标准，假冒注册商标罪以情节严重为门槛，具体数额标准由现行司法解释规定，并会随司法解释调整。涉案金额接近门槛时，核减空间往往就是案件走向的关键。

公司刚被举报假冒注册商标，头几天该做什么？

先固定内部材料：进货合同、供货方资质、付款凭证、授权文件、平台订单与退货记录。同时确认是否存在员工个人行为与公司行为的混同。这些材料决定后续能否主张主观明知证据不足，也决定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区分。

权利人报案后，被指控一方还有辩护空间吗？

空间主要在数额与技术两个方向。数额上可核对审计口径、剔除刷单与退货、区分库存货值；技术上可质疑非公知性、同一性与保密措施的充分性。报案材料只是起点，不等于定案结论。

员工说自己不知道是假货，这种说法有用吗？

单纯的口头否认价值有限，需要外部事实印证：进货价格是否明显低于市场、是否收到过侵权警告、供货方是否提供了看似完整的授权文件、岗位职责是否涉及商品真伪审核。这些事实需要在会见时逐项梳理并由律师调取。

电商刷单的金额被算进销售金额，怎么处理？

需要调取后台原始订单、物流签收记录、退款流水，区分真实成交与虚假交易，并向办案机关提交逐笔比对表。仅作概括性否认通常不被采纳，逐笔核对形成的书面说明更容易进入卷宗。

定牌加工被查，能不能做无罪辩护？

取决于授权链条是否完整、产品是否全部出口、是否存在境内销售。若境外委托方注册文件与授权齐全、产品全部外销，可从是否构成商标性使用、有无混淆可能的角度提出意见。是否无罪需结合具体证据判断，不宜预先承诺结果。

案件还在公安阶段，要不要等移送检察院再请律师？

侦查阶段是可塑性较强的时段：会见能了解当事人陈述的版本，取保候审申请与不予批捕意见需要在这个阶段提交，鉴定与审计的方向也可能受影响。等到审查起诉阶段，很多事实已经固定。

已经签了认罪认罚，还能改变吗？

在法院判决前，认罪认罚具结书并非不可撤回，但撤回需要有事实或法律依据，例如数额认定存在重大错误、罪名定性不当。是否撤回需结合全案证据审慎判断，轻易反悔可能影响从宽幅度。

企业做合规整改，对知识产权刑案有帮助吗？

在部分案件中，合规整改情况可作为评价企业社会危害性与再犯可能性的参考，尤其涉及单位犯罪时。但合规不能替代对指控事实的辩护，两者应同步推进而非相互替代。

涉外案件里，律师的语言能力真的重要吗？

涉及外文合同、境外注册证明确有必要。语言能力影响阅卷速度与沟通准确性，也影响能否直接核对境外授权链条。若需翻译，翻译件的准确性与提交时点同样会影响辩护节奏。

单位犯罪和自然人犯罪的量刑差别大吗？

差别体现在责任主体与罚金适用上。单位犯罪通常对单位判处罚金、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与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量刑，责任范围与自然人犯罪不同。区分是否以单位名义、违法所得归属，会直接影响当事人的责任边界。

已经被批准逮捕了，后面还有空间吗？

仍有空间，但工作重心会转向羁押必要性审查、数额核减与量刑情节。此时补充证据的难度上升，因此前期会见与材料固定的质量会明显影响后续结果。

怎么判断律师是不是亲自办案？

可以在面谈时约定会见、阅卷、出庭的具体承办人，并在委托合同中写明不得转交。也可询问近期同类案件由谁出庭、法律意见由谁署名，答案通常能反映实际分工。

退赔和谅解在知识产权案件里作用有多大？

作用集中在量刑与强制措施两个环节。退赔能体现挽回损失的态度，谅解书在争取缓刑、不起诉时有实际影响，但无法替代对数额与定性的辩护。二者并行效果更好。

把辩护动作放在程序前段，比事后补救更有价值

三类复盘指向同一个规律：知识产权刑案的关键动作，多发生在鉴定意见定稿之前、审计口径确定之前、逮捕必要性审查之前。金额核减需要逐笔材料，技术抗辩需要早期介入，主观明知的证据需要在会见与调取中固定。选择律师时，与其比较头衔数量，不如确认三件事——是否亲自完成会见阅卷出庭、是否有能力读懂涉案技术与财务材料、是否在侦查阶段就能拿出可提交的书面意见。把这些问清楚，案件的可控性会明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