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勇：有关系。
杨一民：在这方面，足协领导表率作用做得不好，没有在足球界树立比较好的正面形象，我觉得作为足协领导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难辞其咎。
谢亚龙：在这个大环境下，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不是说没有抓进来的人就没有问题，实际上各自都有一些事情。我们这种业务干部，很难解决“假赌黑”的体制机制问题。我在足协做一把手期间，没有把工作搞好，希望政府能够严厉打击足球犯罪，清理足球的大环境。
“真正做到警钟长鸣不容易”
记者问南勇：中国足球打假反赌工作开始后，你有没有想到最后会打到你的头上？
南勇：想到了。我觉得不论是谁，都应该付出代价，这对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是有好处的。不仅仅是这一次，应该建立一个长效机制，这样中国足球今后的发展，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
记者问杨一民：你曾经是北京体育大学研究足球的知名教授，在中国足协副主席位置也很多年，现在回头看看中国足球为什么走到如今这一步，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杨一民：我觉得中国足球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在人才培养、竞赛管理和训练体制等方面，特别是在制度建设和执法方面，都难以满足足球事业发展的要求。足球管理机构、工作人员素质、能力都存在很大问题。
记者问南勇、谢亚龙：目前，中国足协副主席职位变成一个高危岗位，是因为职位有问题还是个人有问题？
南勇：问题还是出现在自身，只要自身没有约束好自己，你不论是高危岗位还是低危岗位都会出问题。
谢亚龙：我想任何事情都不要怪外界，首先要考虑内因。我没有任何想为自己辩解的。我没有坚持自己的原则，触犯了刑律，该承担责任。
记者问李冬生：三位足协副主席都进来了，一而再、再而三，你怎么看？
李冬生：中国足球从整个运行和监督机制来讲，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全社会都应加强对足球比赛的监督，对足球事业方方面面进行监督。这次打假反赌工作抓得非常及时，希望在今后能够保持常态机制，最大限度保证不出问题。
记者问南勇：大家曾对你满怀希望，你也有很多抱负，为什么一步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南勇：侥幸心理。总的来说，还是自己的思想不过硬，在这种市场环境下，在金钱面前没有把握好。都说警钟长鸣，但是真正做到警钟长鸣，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记者问杨一民、南勇、谢亚龙：想对家人或者球迷说点什么吗？
杨一民：这段时间，自己反思了很多问题，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多机会，我没有把这些机会转变为事业发展的动力。我本应在这个位置上起到表率作用，但自己不够廉洁，对事业发展起到消极作用。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作风、信念、对事业的责任都丧失了。我确实对不起这个职位，对不起事业，对不起球迷，对不起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我知道错了，现在非常后悔、非常痛心，用什么办法弥补，我都愿意。
南勇：我本来应该在他们的支持下，把工作做得更好，但是我没有做好，对不起长期关心足球的各级领导和广大球迷，我感到非常内疚惭愧，我应该对此承担责任，我真诚希望中国足球能够越来越好。
谢亚龙：我走上足协领导岗位后，确实离人民群众、离基层越来越远了。我没有把足球搞好，自己还犯了罪，对不住大家，向大家赔不是。我认罪，接受改造。（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