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指出，税收杠杆本应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杠杆，现在却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加剧了贫富分化，这种“逆向调节”的副作用亟待引起关注和扭转。现在往往是越基层经济越不发达的地区，税收征管越加剧贫富、地区的差异。突出表现为，税收征管部门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正是这种对中小企业的苛刻税收削弱了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盈利能力和工资增长的能力。
周天勇说，他曾专门对国内外千人拥有企业数进行比较发现，一个国家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的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因为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的较多，可以改善劳动要素与资本要素在G D P中的分配关系，实际也会改善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之间的分配格局；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较多，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
根据其计算结果，目前国外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企业数平均为50多家，中等发达国家也有20余家，而中国只有12家。国内数据分析的结论也是如此。凡是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少的地区，比如说贵州、甘肃等每千人口拥有企业数量不到两个，城乡差距就大，基尼系数也就高；而那些每千人口企业数量多的地区，比如北京、上海、江苏和浙江等地，城乡差距明显小，基尼系数也较低。
“不合理的税赋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为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从而进一步拉大了中小企业员工与国有大企业、三资企业员工之间的收入差距，这种现象必须尽快得到扭转。”周天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