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显示，逾半数受访公众会经常捐款捐物，但近九成受访者表示从未收到过慈善机构的信息反馈。“汶川地震发生后单位统一募捐，我捐了2000元，到现在也没人告诉我钱花哪儿去了。”上海市民高民说。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说，国内不少慈善捐赠款物的使用，要经过“申请-立项-层层划拨”等复杂流程，存在周期长、环节多、效率低、透明度差等突出问题，对捐赠者的反馈更是无从谈起。
他认为，慈善公益事业通常经历几个阶段，一是公布捐款数量；二是公布捐款运用的进展，并向捐款人及时反馈；三是信息的分类、加工，生产出相应的信息产品。“现在中国的基金会有一部分到了第一个阶段，很少有基金会可以做到第二阶段”。
与此同时，屡见报端的违规事件让人心忧。比如，昆明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阮姮利用职务之便公款购物、玩乐，温州市红十字会出纳陈某在5年里挪用公款126万余元……
为确保捐款用到“刀刃”上，2010年5月，曹德旺、曹晖父子向西南干旱灾区捐款2亿元，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订了国内第一个慈善捐赠问责协议，提出“管理费不超过善款3%”“如发现不合格率超过1%，将对超过1%的部分予以30倍的赔偿”等条件。这让人们看到了些许慈善透明的亮光。
脱去行政外衣，回归社会本位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与发达国家间差距巨大。社会以及业内越来越感受到信息不公开对慈善事业的制约。
王振耀说，国内大多数公募性慈善组织或多或少带有行政色彩，参照行政机关的标准运行，在信息公开方面缺乏动力和压力。“慈善信息公开不是小事，它关系着慈善作为公共服务的标准和体系变革的问题。”他说。
在方向上，慈善组织应尽快脱去行政外衣，回归社会本位。王振耀说，汶川地震大大激活了全社会的慈善要素，“80后”等年轻慈善群体涌现，网络等新兴传播媒体手段兴起，“全社会正形成一个拉力，把慈善组织拉回到社会的怀抱之中”。慈善组织应迅速顺应这种“拉力”，及时“归位”。
在环境上，要尽快改变慈善管理“有‘法’无‘办法’”的尴尬现状。专家提出，现有法律法规对慈善信息公开有原则性的规定，但缺少详细操作规范和细则。是否公开信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慈善组织的道德自觉。应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操作办法和标准，对慈善信息公开等形成刚性约束力。
在监管上，尽快改变“第三方”缺位的现状。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卢汉龙认为，应逐步建立起包括独立第三方评估机构、行业自律组织、媒体监督、捐赠人和公众监督在内的社会监督体系和项目评估机制。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致力于基金会“透明化”建设的“基金会中心网”于2010年启动；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中国慈善透明报告，参与制定慈善信息披露指南；《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11-2015年)》明确“推行慈善信息公开透明制度，完善捐赠款物使用的追踪、反馈和公示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