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经济参考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污水处理企业与地方政府以BOT（建设-运营-移交）模式合作修建污水处理厂时，政府部门要求他们上马污水处理规模很大的处理设备，承诺通过加大管网建设使若干年后污水收集量达到规模。然而若干年后，污水收集量始终难以达到相应规模，造成企业设备大量闲置，无法获得合理回报。
“一些地方在强调PPP项目引入社会资本促进公用事业积极发展时，没有完全厘清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定位，政府包办的事务过多过细，监管边界不明晰。”朴庸健说。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PPP研究院理事长郑新立认为，PPP模式中出现的问题，既是政府部门“应该干的事没干好”，又是“不该干的事情干了很多”，比如干预企业的投资决策等，这些行为非常不利于PPP项目健康发展。
完善PPP合同制
监督政府失信行为
一些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的学者和企业家建议，公共基础设施PPP项目涉及面广、投资额大、合作周期长，需要建立程序严密、运行规范、监督严格有效的监管流程，实现全过程动态监管，真正维护公众利益。
专家建议，完善PPP合同制定，突出涵盖性和权威性，为进行下一步规范监管打牢基础。由于PPP伙伴合作关系建立在特许经营合同基础之上，因此监管首先是依托合同实施。
北京大学国家竞争力研究院研究员、中国PPP研究院执行院长郭建新说，国外很重视PPP合同范本的制定，很多重要领域的PPP标准合同的页数一般在1000页以上，而监管有效与否的关键在于合同规定的明确程度。PPP项目各方应依托国家PPP综合服务平台，在特许权协议中详尽规定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风险应对及违约处理事项，强化涉及公私方的利益条款，一旦出现问题可依章办事。
黑龙江财政厅和广西财政厅的工作人员认为，应建立一支专业性强和技能充实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对PPP项目建设、运营进行全方位有效监管。在充分整合PPP信息资源基础上，搭建国家PPP综合服务平台，实现PPP项目数据、征信、运作和监管的公开化，有效规避信息不对称、寻租空间大、政府或企业违约失范等问题。
同时，应加强PPP项目准入环节监管和审批，引入财政“一票否决”，建立中长期预算规划。中国PPP研究院院长贾康(微博)认为，PPP属于政府投资公共项目，其未来每年的支出总额便是政府未来债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强调财政部门在PPP项目立项上有否决权，而我国目前财政部门的约束力比较弱。
郭建新认为，PPP模式独有的长期付费机制需要配套的预算支持，但我国实行的年度预算机制使PPP长期款项支付难以保证，可尝试依托国家PPP综合服务平台，建立PPP项目中长期预算规划，对其中政府支出责任的部分明确列示，予以监管，确保项目有支付能力。
此外，朴庸健建议，落实政府监管机构在公共项目实施中的责任追究制度，强化对监管者的问责和执行。他举例说，国务院颁布的《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去年起正式施行，其中规定“污水处理费应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专项用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行和污泥处理处置，不得挪作他用”。但因该条例没有配套处罚办法，政府支付运营费用随意性大。专家建议依托国家PPP综合服务平台，探索建立针对政府监管的绩效评价体系，引入民众参与，对政府监管越位、缺位和失信行为进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