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再打一虎，这次落马的是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张育军曾历任深交所总经理和上交所总经理，开了中国“一人跨两所”之先河。有人评价称，“中国真正把证券监管搞懂弄透的人中，张育军算一个。”著作等身，被称为“学者型官员”。不过也有人指其作风霸道，开会时“半躺着讲话”。
“学者型官员”还是“霸道军阀”？
9月16日晚，中纪委网站披露，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调查。此前8月初还有媒体报道称张育军或将赴央行担任副行长。
9月17日，新京报记者发现证监会官方网站将张育军及其个人介绍从领导信息栏中删除。已到退休年龄刚刚宣布卸任的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庄心一名字仍然保留。同时，有关张育军的讲话与活动链接均已无法打开。
此前9月16日，记者查阅中国证监会官网发现，在“证监会领导”一栏，张育军排名第七，他前面是一名主席、四名副主席以及一名纪委书记，后面还有另外两名主席助理。因此，他也被称为“第一主席助理”，备受器重。
中国证监会为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据悉，证监会主席助理与别的“部长助理”属于正厅级的中管干部，排名在副部长之后，高于部门的厅局长，是“准副部级”领导。
据统计，张育军是证监会有史以来落马的最高级别的现任官员，也是十八大以来“一行三会”系统被查的最高级别领导干部。
张育军是名副其实的“学者型官员”，拥有北大经济学博士和人大法学博士学位，曾出版多本学术著作，得到业内好评。有人评价这位“双料博士”是深耕细作的典型内行＋专家。
“双料博士”张育军曾历任深交所总经理和上交所总经理，成为证监系统史上第一位执掌过沪深两大交易所帅印的官员。他曾执掌深交所8年时间，在任上推出中小板并筹建起创业板，随后转任上交所总经理。对证券业的各个业务条线，张育军都很熟悉。
有人如此评价，“中国真正把证券监管搞懂弄透的人中，张育军算一个。”或许正是令人认可的专业能力，才让他像位职业经理人，开了中国“一人跨两所”之先河。
有媒体报道称，张育军“好学”。曾有深交所员工告诉媒体：“周末到单位加班，好几次看到张总在办公室学习英语。”
不过，也有报道称，张育军在深交所时，有同事称其“霸道贪婪，军阀作风，迟早出事”。此外还有媒体称他“排场大”，有一次跟券商开会的时候都是半躺在椅子上发号施令。他还在与基金经理开会时表示，“未来的犯罪分子就坐在这房中间。”
张育军或许没有想到，自己的话一语成谶。
与中信程博明是同门师兄弟
1963年出生的张育军，于1981年至1985年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并于1985年至1988年就读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俗称“五道口金融学院”），师从第一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正是五道口的这段学习时光，让他与日前被调查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成为了同门师兄弟。
程博明于1984年获得安徽财贸学院财政金融专业经济学学士学位之后，就读于位于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研究生部，1987年获得货币银行学专业经济学硕士学位。
由此可以看出，出生于1962年的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正是张育军的同门师兄。
就在9月15日，中信证券总经理程博明、运营管理部负责人于新力、信息技术中心副经理汪锦岭等人因涉嫌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被公安机关依法要求接受调查。在本轮股灾期间，中信证券也是此次救市“国家队”的主力。
因此，有分析认为程博明与张育军前后脚被调查，此事值得关注。
巧合的是，此前张育军与程博明均接受过同一个记者的专访。7月16日，程博明接受《财经》记者王晓璐采访。王晓璐称，作为冲在救市前线的证券高管，程博明始终态度坚定地支持采取救市行动。
8月30日，记者王晓璐因涉嫌编造并传播虚假信息，和中信数名高管一起被调查。
与此同时，证监会发行处的一个处长刘书帆也被带走调查。此前2014年12月，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局长李量涉嫌违法违纪被查。
“救市”时剑指两融配资
在本轮救市期间，张育军露面非常频繁，这与他分管的部门有关系。
现年52岁的张育军，于2012年9月担任证监会主席助理，负责分管包括机构部、基金部在内的“大机构”，主管证券、基金、期货等机构。不过，2014年4月机构部与基金部合并为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简称“机构部”）。
张育军负责的“机构部”是业务创新最多的领域，其中就包括融资融券（下称“两融”）、配资。在两融业务最兴盛的时候，余额曾高达2.7万亿元。此外，还有约1.4万亿元的配资，巨量的高杠杆资金，在当时推动了股市的暴涨。
作为证监会主席助理，张育军曾不断督促券商关注创新业务，推动基金业务创新，多次召集券商高管学习互联网企业。张育军被外界冠以“创新型官员”称号。
此后在A股巨幅震荡的救市行动中，张育军频频露面，被称为“救市队长”。据业内人士表示，张育军集合券商、基金、期货等机构召开座谈会，多次提示风险，并强调两融风险以及严禁券商开展场外配资、伞形信托等业务。
2015年4月16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召开证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情况通报会。张育军出席会议，并对证券公司开展融资融券业务提出了七项要求，提出不得以任何形式参与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等活动，不得为场外股票配资、伞形信托提供数据端口等服务或便利。
5月22日，张育军在调研证券公司时再次要求机构警惕两融风险。
配资业务也成为张育军注意的对象。6月12日和13日，证监会连续两日发声，禁止券商为场外配资活动提供便利。6月15日一开盘，沪指便大幅低开，开启了本轮暴跌行情的序幕。因此，沪指也从5178点高位的“急刹车”，引发了一连串的资金恐慌性出逃，股指雪崩式坠崖。
面对如此“意外”的局面，7月8日，张育军召集多家券商负责人开会，对维护市场稳定提出五点意见。此后，从第三方信息接入、反思程序化交易、清理两融业务等7个方面提出了反思意见。
据媒体披露，上海某家大型券商由于救市不力，在一次会上被张育军当众点名批评。
“总要有人为市场大跌负责”，一位证监系统人员对此表示。
曾指“金融史是诈骗史”
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张育军发表过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言论。2015年4月15日，在中国证券业协会举办的“互联网+资本市场”培训研讨会上，张育军表示，人类金融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诈骗史。
张育军强调，互联网+资本市场的发展，必须严守监管系统制定的合法合规底线，尊重金融客观规律，才可能健康长远发展。尤其不能一开始就走偏了。要守住6条底线，其中包括：不得非法集资、不得非法吸收存款、不搞资金池、不得非法保本保收益、不搞利益输送、不搞内幕交易。
让张育军得到业内一致肯定的，是他在2014年撰写的《金融危机与改革》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应对金融危机时政府大有可为。政府可以建立预警防范机制（指数熔断机制），做好应对危机的政策储备（降准、降低交易费、持股一年股息红利免税等），引导市场预期，缓解社会恐慌（证监会发言维稳、国家队救市）。
同时，他指出政府应果断采取各种应对措施，切断危机的关联及传染渠道，减弱危机强度（暂停IPO、严管股指期货）；通过临时监管干预以及利率、汇率等金融政策工具拖延或转移危机，以争取时间和空间。
对比6月以来央行、证监会等部门采取的救市措施，与张育军在一年前所著的这本书里都有提及，几乎一一对应。
张育军在《金融危机与改革》一书中还指出，金融危机是推行全面改革的难得契机。每一次金融危机后都会产生一轮全新改革，最深刻的改革往往产生于最严重的危机之后。
张育军被查，也许是此次股市危机带来的一次变革机遇。
新京报记者金彧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