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洁
中国医学科学院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肿瘤医院国际交流处处长，人事部特聘来华工作专家，北京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
1994年于日本札幌医科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此后赴加拿大，进行抗肿瘤药物载体研究。
2000年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跨世纪引进人才应聘回国工作，主要从事肿瘤靶向治疗研究工作。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马洁教授在2000年以“跨世纪引进人才”的身份回国，自此便奋战在肿瘤治疗研究的前沿。
从条件优渥的加拿大，来到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的实验室；从一开始的零科研启动基金，到现在国家863项目、973课题、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目的负责人……马洁教授说，她从来没有为自己回国的选择后悔过。“我挺高兴自己搭对了车，搭上了国家发展的快车”。
一分钱不带 就是要净身回国白手起家
2000年时，你已经35岁，在加拿大有稳定的生活和事业，为什么会选择回国？
马洁：我一直觉得，2000年是一个分水岭：2000年之前，开始有留学人员陆续回国，但是总体来讲，人还比较少；2000年之后，大批的海外学者开始回迁。在上世纪90年代末，我就已经感受到了国家对于海外人才的迫切需求。那时，各省市委托大使馆组织了很多留学人员的归国考察团，总体的感觉是各个省市都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在竞争人才。我本人也参加了好几个考察，感受到中国势必腾飞。
另外一个原因是，我喜欢接受挑战，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想要换换环境。在决定回国之前，我已经在加拿大待了6年半。说实话，生活很安逸，但是看看周围人生活的去向以及前辈的状态，我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未来：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去大学教书或者去公司做职员。
而问题在于，不管去哪儿，你都不属于社会的主流阶层，而只是个少数族裔。虽然，国外在很多地方名义上是照顾少数族裔的；但在现实社会，少数族裔面临的竞争压力更大。比如说，发文章，你的实验室写出的同等水平的文章，被世界顶级杂志接收的几率可能要比另外一个实验室低很多，就因为人家一看你的署名是外国人名字。当然，遇到文章被拒的情况，你无法归咎于这个事情，对方会给出充分的拒绝理由，但是只能说你可以感觉得到是有这样的原因在里面。
文化差异也是个重要原因。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聊天的时候当地人哈哈大笑，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我与现在的医院同事参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讲解员在讲解的时候，提到了 “夏洛特的网”，我听了会心一笑，因为我知道这个词来自国外小孩们非常喜欢的童话故事，但是我的同事们则不然。由此，我就联想到，我在加拿大的时候，当地的朋友会心地笑而我不理解是一种什么感觉。
因此，综合几方面的考虑，我觉得回国后有自己的文化背景，国家给搭建个舞台让我能更好地展示自己的能力。同时，在一个比较高的平台上，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是受制于其他非主观能力因素的影响。
回国之前犹豫过吗？
马洁：一点儿都不犹豫。 要回国在新地方重新开始的兴奋完全盖过了纠结。不过，现在想想我当时挺傻的，把加拿大的房子、车都卖了，而且把钱都留在了加拿大，一分钱不带就回来了。
当时我就觉得，就是要净身回国白手起家，激情澎湃地有种背水一战的感觉。你说，我当时拿着这钱在北京买套房是不是就发了？
刚回国的时候有落差吗？
马洁：刚回来的时候确实挺艰苦的。那个时候国家刚刚对人才开始重视，很多配套跟不上。像现在回来的年轻人，都有启动经费，我回来时一分钱都没有。就给了我一间空房子做实验室，什么设备都没有，连张桌子都没有，全靠我一点点购置的。第一年没有仪器也没有设备，更没有学生和实验员，只能写写标书，看看国内外文章、杂志，做一个积累。同时，自己也做做实验。
我记得。第一年的工资是每月1400块钱，大概是我在加拿大的二十分之一、三十分之一。 不过，即使这样，也一点儿都没后悔，当时对自己很自信。从没想未来一个月只拿1400块钱该怎么生活，坚信“面包会有的”。到了第二年，我拿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研究的风帆一下子就扬起来了，慢慢开始步入正轨。回国前，我在加拿大住的是两层的小别墅，光院子就有650平方米。不过，我觉得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人还是要有点精神追求。
不同的位置让我拥有不同的视野
能谈谈你目前的研究吗？
马洁：我主要是做肿瘤的发生、发展机制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免疫相关的机制以及免疫治疗。我们现在知道，肿瘤的发生、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是因为某一个基因的突变就能导致的。肿瘤细胞就是正常细胞发生了变异，在一个正常人体内，也存在很多异常细胞。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没有得肿瘤？因为他们的免疫系统是健全的，健全的免疫系统能够清除这些异常细胞。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的肿瘤发病率要高于年轻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细胞老化，免疫系统也随之老化，不能正常地监控、排除异常细胞了。于是，肿瘤就能发展起来。因此，通过免疫来监控肿瘤的发生发展非常重要。
我们团队目前关注的是肠道肿瘤。据统计，慢性肠道炎症病人中，大概有20%的人群会发展成肠道肿瘤。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从炎症到肿瘤发生过程中，有一个因子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现在还不敢说，这就是唯一的参与因子，但是我们发现，阻断了这个因子，会大大降低从肠道炎症到肠道肿瘤的发生率。肠道炎症的病人有很多，对于这部分病人来说，监控这一关键免疫因子的变化，未来如果应用到临床上，就有可能降低这部分炎症病人发生肿瘤的可能性。
你现在身上除了有分子肿瘤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北京市科技创新领军人才、博士生导师等头衔外，还担任了肿瘤医院国际交流处处长等行政职位，对于你来说，不同身份的转换意味着什么？
马洁：在不同的位置上，给我带来了不同的视野。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你看到的都是以我为中心的事情；在更高层次时，你的视角会更开阔，深刻理解团队整体运营的重要性，这样你就不会拘泥于一个特别细小的问题而想不通。
所以在这样一个行政工作岗位上，我是受益的。举个例子，在我刚回国的时候，国家的一些优惠政策没有一步到位得到执行，我很想不开，会自己跑到卫生部去找说法，还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当时，卫生部有个领导就说我的心态不好，那时的我很不理解的。现在我明白，国家的发展、对人才的扶持肯定是要经历一个阶段的，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一步到位。新的思维模式突破了我的实验室和我的课题层面，对我的科研也有一定的带动作用。就像我不再纠结一个分子，而是着眼于如何更好地达到整体治疗效果，层次更加提高了。
作为博士生导师，你是个怎样的老师？
马洁：我谈不上是个“严师”，不过在我的实验室里学生没有寒暑假，法定节日可以休息。我有个休假规矩，在放假前一天，整个课题组要汇报工作；我会要求学生在假期里每天拿出两三个小时看文献，做幻灯片；假期一结束回到实验室，就开组会，做PPT，每个学生分享在假期里看的文献。因为我觉得，做科研、带团队是不能松劲儿的，一散再捡起来就难了。
我是个很操心的老师，连学生社交、礼仪我都会教。比如说，与别的实验室有合作的时候，我会提醒学生做实验时，要注重给别人营造了什么样的环境，不仅要把自己的实验用品收好，也要尽量把别人做实验要用的东西帮忙提前准备好等等。
每年在博士生答辩时，学生在致谢中都会不约而同地提到：“马老师不仅指导我的科研，还教会了我如何做人。”，这一点让我觉得很欣慰。无论做什么事，首先要学会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