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文绞
过去40年，金融业发展支撑了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站在新起点，未来金融改革向何方？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国际金融论坛第15届全球年会上指出，过去金融机构改革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今天金融业仍然面临法人治理的变革，其中关键是“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
陆磊强调，价格只对真正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发挥作用。时至今日，人们依然能够看到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产生问题或发生风险最终由政府“买单”。
在陆磊看来，金融机构改革是金融改革的基础，除此之外开放是金融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开放的基本含义包括，一是引进规则，二是引进制度，三是引进竞争。
就规则而言，整个金融改革是按照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逐步引进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市场原则的法律体系、制度规则、计量标准和实践准则。有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改革进程才更加规范。
就制度而言，指的是产权和治理。事实证明，如果不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银行不可能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就竞争而言，指的是以开放促改革。如果把金融的子行业、子机构领域进行区分，可以发现开放程度越高、竞争程度越高的领域越繁荣。
当前，“金融资源配置问题”仍然是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原因之一。对此，陆磊认为，金融资源错配实际是“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和“渠道是否进一步优化”的问题。
对于前者，陆磊指出，过去40年的改革经验表明，虽然货币是总闸门，但货币当局并不是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银行被赋予了过多职能。
对于后者，陆磊认为，杠杆率是风险的总源头，解决杠杆问题更多从金融机构的资本约束出发，而不是从总资本出发。中国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杆率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必须依靠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融资机构。
“一方面我们看到要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要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依靠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恐怕这两个目标很难兼顾。”陆磊说。
他总结道：“高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检验一个经济体能否走向现代化、中高端的标准。我想这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基本含义。这也意味着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机构改革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以下是陆磊演讲实录：
我今天谈一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机构体系。大家知道金融机构仅仅是金融改革的一部分内容，它并不是全部核心内容，我的很多观点难免有错误、遗漏和偏颇，请大家多多指正。
我理解金融的核心作用主要通过两条渠道体现。一条是宏观渠道，主要体现在需求端，货币、信贷、外汇政策毫无疑问会对经济增长、物价等产生影响。第二是微观渠道，金融市场配置金融资源我称之为供给侧。改革的复杂性往往体现于必须在需求和供给两条线上发力，因此40年金融改革开放一言难尽、非常复杂，同时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到货币调控体系改革、外汇管理体系改革、金融市场制度设计、金融机构改革以及金融业开放。
我结合自身的工作体会谈一个问题。作为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它自身是否存在一个内核？这个内核的演变遵循什么逻辑，我们有什么经验和教训？
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金融机构体系是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内容。
提到金融改革，本能就会想到金融机构，这个金融机构在做什么、是否安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时候就存在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的争论，我今天提出金融机构是全部金融改革的基础性内容一定会引起分歧。为什么这样说？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动因在于我们发现今天金融体系还存在重要的差异性。
中国金融体系和美国相比一样吗？日本金融体系和印度一样吗？肯定不一样。我们还发现各国都有类似的货币当局，比如都有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资本市场、功能趋于一致的金融工具和产品。我们看到这些层面上大家是雷同的，说它不一样是因为微观主体导致了它的差异，也就是金融机构。
金融机构的差异来自于体制差异。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中国恢复分设农行、中行、建行，逐步建立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1984年随着人民银行和工商银行分家，人民银行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7年明确金融体制改革的市场化方向，推动金融机构深化内部改革、经营机制朝着商业化经营目标迈进。1993年11月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要求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同年12月提出，建立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
今天中国的金融业仍然面临法人治理变革，其中的关键还是“预算软约束”和“道德风险”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的金融机构敢说自己的约束是完全硬化的吗？为什么会出现资产扩张以后仍然要不停补充资本金？我称之为预算软约束，这跟改革早期的预算软约束的内核是一样的。我们经常发现一些具有系统重要性大机构，产生问题后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和央行来替其承担。
回顾一下改革早期放、乱、收、死的恶性循环在当前金融创新、综合跨界经营和资本补充等领域仍然一定程度。只是在现代金融市场环境下，上述现象更多体现在如何管理系统风险，本质仍然是“新瓶子里的旧酒”。因此，这一领域的改革任务仍然十分艰巨。金融机构的现状或者说运行特征决定了上述改革的难度。
为什么这么说？1993年中国提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构想，1996年开始放开同业拆借利率，2000年开始先大额后小额、先外币后本币的思路全面推进改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这样的改革效果何在？我们发现价格只对真正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才能完全发挥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问题是金融机构的行为往往具有不完美性质，利差要能够覆盖风险，否则就一定会导致资金的内部循环。简单来说就是，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基本策略一定是净收益能够覆盖风险。如果做不到，它就会发展更多同业业务。这就是为什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经济下行期会是关键问题，而在上行期往往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因为上行周期经济好有收益，但在下行期就会成为问题。我们的风险演化为一方面货币传导机制因风险溢价而效果不好，第二是金融机构顺周期制造泡沫现象在很多领域会出现。
第二个观点，金融改革的必要条件是开放。
除了金融机构改革，开放是金融改革的另一必要条件。改革有时候会缺乏内生动力，需要通过开放倒逼改革。开放的基本含义：一是引进规则，二是引进制度，三是引进竞争。
总体看整个金融改革过程还是按照市场规则和经济规律，逐步引进并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又体现市场原则的法律体系、制度规则、计量标准和实践准则。有了这样一套规则体系，改革进程才更加规范。
从商业银行看，自身消化不良贷款能力较低导致不良贷款快速累积，我们通过实施《巴塞尔协议》保证商业银行拥有较大空间应对金融风险，资本金多少决定了银行的实力，不仅可以保证银行金融活动正常运行，还可以维护存款人的正当权益。
国际上发生过多起商业银行经营过程中由于资本金不足且承担过高金融风险导致资不抵债，最终使广大存款人受害的案例，这就需要自我约束，而资本充足率正是这样一种约束。我们对于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的经营约束比其他行业要严格得多。这是前面所说的“规则”，我们曾经在八九十年代面临过从来不知道的不良贷款或者不良资产的问题，我们把国际规则拿来用再本土化就可以了。
第二个含义是制度，制度所指的是产权和治理。可以看到，本世纪初叶中资银行引进了境外机构投资者推动银行业的改革，建行、中行、交行在改革过程中引进境外投资者并成功上市，是中国金融业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成功案例。国有银行改革经历艰难的探索，先是办成专业银行，然后成立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剥离给政策性银行，把国有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
事实证明，如果不转变公司治理结构和经营机制，银行不可能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从2004年开始的改革再次剥离的不良资产合计超过1万亿，大家现在可以看得到的绩效、拨备覆盖率有多高、资本充足率多高、不良贷款率多低，1.7%左右的不良贷款率，经过这么多轮我们的改革成效是显著的。1994年我们颁布了第一部规范外资银行在华设立机构的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这是金融行业引进竞争的开始。我认为保险业是最佳实践，该行业开放力度更大，比其他金融行业提早2年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根据加入WTO承诺，进一步取消外资保险机构公司设立的地域限制。2005年年底中国取消法定分保政策。说这个案例什么意思？如果把金融的子行业、子机构领域进行区分的话，可以发现开放程度越高、竞争程度越高的领域越繁荣。
第三个观点，金融机构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问题。
金融改革表面是防控系统性风险，实际是金融资源配置主体和渠道是否进一步优化的问题，就是谁来配置金融资源，谁来保证有效且适度风险。来自40的改革经验或许可供未来金融改革设计做参考。
第一货币是总闸门，但货币当局不是金融资源的直接配置者。这是自1979年以来改革被反复证明的真理。但是，我们实际上很容易在经济运行过程当中，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赋予中央银行过多职能。
第二点，杠杆率是风险的总源头，解决杠杆问题应该从机构的资本约束出发，而不是从总资本出发。中国金融改革缺乏真正的金融资源配置形式，降低杠杆率与提高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必须依靠发展直接融资和股权投资机构。一方面我们看到要降低杠杆率，另一方面要服务实体经济，如果依靠间接融资以银行为主导的体系，恐怕这两个目标很难兼顾。
在金融市场高度关联的今天，我们试图建立更为规范的制度。高效率的金融资源配置是检验一个经济体是否能够走向现代化中高端的标准，我想这就是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基本含义，同时也意味着金融改革包括金融机构的改革是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