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上下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斗争，如今已不大有人愿意提起。实际上那是一次针对改革开放掀起的极左回潮，所反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清除的“精神污染”，很快就不再被人们认同。尽管官方和媒体至今都没有公开谴责过那股对抗清“左”破旧的逆流，但是在不言而喻中已经被彻底否定。

　　提起那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大多数人只知道文艺界公开点名批判的是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和叶文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尚不知道在中宣部文件中，说到白桦电影剧本《苦恋》和叶文福的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之后，尚有一个尾巴：“还有贾平凹的一些小说……”可以说贾平凹就只差被公开点名批判了。当时在全国并不太知名的贾平凹，为什么享有如此高的“待遇”?究其原因却出自于作为作家“婆家”，本该应当千方百计保护作家不被侵犯的陕西省作家协会。

　　在政治气候中素有“慢半拍”之称的陕西，在那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却走在了全国前列。当外地个别报刊刚刚出现对贾平凹短篇小说《晚唱》有所争鸣时，陕西省作家协会就蹦出来一个称之为“笔耕评论组”，如同“文革”中“梁效”批判组那样莫名其妙的机构来。《陕西日报》和《延河》杂志先后多次刊登的“笔耕评论组”的消息与报道，都与贾平凹有关，实际和最终的结果似乎都证明，这个“笔耕评论组”是专门为着批判贾平凹而成立的。

　　1982年2月10日到13日，“笔耕评论组”在西北大学召开了一个“贾平凹近作研讨会”。文艺评论家李星在他与孙见喜合着的《贾平凹评传》一书中，对此有专门的一个章节进行了叙述。称这次会议是“在陕西省作协主席、党组书记、评论家胡采亲自安排和领导下”召开的，“参加会议的除了胡采、《笔耕》小组全体成员(13名)外，贾平凹本人及西安、宝鸡少数评论家也应邀参加了会议，从会期到参加人数也可看出此次会议的重要”。

　　李星在《贾平凹评传》一书中披露，这次针对贾平凹的“研讨会”，始作俑者就是他本人。1981年10月，李星针对贾平凹小说《生活》、《年关夜景》、《好了歌》、《沙地》和《厦屋婆悼文》，写了一篇批评文章。李星承认当时是以浓重的“庸俗社会学”观点，批评贾平凹这些小说“浸透着消极失望等灰暗情绪”，“导致了对生活本质的歪曲”，“背离了文学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生活、指引生活的神圣职责”。李星明确讲到，这些观点就是陕西省作协机关内一部分老作家、老编辑的看法。这篇文章本来是送给《延河》发表的，因为被批评的贾平凹小说中《沙地》发表在《延河》上，《延河》编辑部因怕被追究责任而予以搁置。后来这件事被省作协领导知道了，便大做了文章，继而召开了这次不同寻常的“贾平凹近作研讨会”。

　　研讨会名为“研讨”，实为批判。李星的文章作为会议发言首先被抛了出来，而后是一连串对贾平凹的尖锐批评。许多贾平凹过去十分尊敬的文学老前辈，此时都板着面孔，煞有介事地对贾平凹1981年前后发表的几乎全部作品，戴着有色眼镜上纲上线。什么“笼罩着严重的伤感情调”、“充满了虚无主义色彩”，“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等等。发言者言辞尖刻，不留情面，甚至到了讽刺挖苦的地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别人还没有什么大动作，陕西省作家协会先把自己的副主席批得一钱不值。会后，《延河》1982年第四期全文发表了研讨会《纪要》，《纪要》被《人民日报》、《文艺报》和《陕西日报》等全国多家媒体转载或摘要发表。接着，又在1982年《延河》第五期上发表了李星的文章。这样的动作和影响，在陕西文学界可谓前所未有，在当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也是除了中央公开点　　名批判者外独占鳌头。这样的耻辱记录，陕西省作家协会至今还没有过明确的反省，某些人在不得不提及时，仍称这次针对贾平凹的批判“态度是诚恳的，批评是中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