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在《贾平凹评传》一书中写道：“平凹在这次历时四天的会议上，始终面色沉重、低头记录、一言不发。只是在会议结束前才应邀发言说：‘我的总的想法是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作为研讨会，却不容被批评者辩解，只在会议结束前令其“应邀发言”。如同法庭审判结束前罪犯作最后的陈述那样，除了看看认罪态度，他他说什么都无济于事。

　　李星在《贾平凹评传》一书中，就这件事多次深刻地进行了检讨，认为那是“当时‘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余毒未消，文学界‘余悸’犹存，批评家们尚未完全走出政治话语和‘庸俗社会学’批评的阴影”的结果，承认“给平凹个人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压力”。重新评价了贾平凹的作品：“在《山镇夜店》里的主观情绪，写《年关夜景》的独特角度，无不把探究人性的聚光束，照射在一个共同的社会弊端上，把群众精神痼疾的溃疡面十分鲜明地暴露在读者面前，帮助人们深层次地认识生活。但是，当时的陕西批评界，却少有这种对他感同身受的理解。”20世纪90年代，李星还曾就自己那篇文章对贾平凹造成的伤害，当众向贾平凹致歉。与那些至今仍对此一言不发者相比，李星这种光明磊落的胸怀令人尊敬!

　　陕西省作家协会某些人企图扼杀文学艺术春天的恶作剧，最终由于改革开放的大气候而没有闹出什么名堂，贾平凹有惊无险地度过了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数年后，贾平凹曾对我具体地讲述过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遭罪的情况。

　　贾平凹说：不光是笔耕研究会召开的研讨会上专门批，其它会议上也不放过。人家通知你去参加会议，我是省作协副主席不能不去。在会上发言，说的都是报纸上文件上的话，一联系实际就是我写的小说里的东西。谁都明白是批我哩，就是不点名。轮到我发言又不敢不说，就不停地检讨。过来过去就是那些车轱辘话，三段式，放松了政治学习，思想改造不够，没有深入生活，作品脱离现实。你检讨了别人也不说你检讨的好还是检讨的不好。过上一段时间又开会，还是那些话，说过来说过去，最后我又检讨，还是那个三段式。实在说，还不如公开指名道姓地批判你，那样你还可以针对不实事求是的地方辩解一下。这人家又没有说说的就是你，你想辩解都辩解不成，难道是你自己心中有鬼？

　　贾平凹还说到一件让他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事：1982年4月下旬，省上在延安举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纪念活动，事前根本没有人通知贾平凹参加。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从延安打来的电话，说是明天早上8点正在延安大礼堂举行大会，要他准时参加会议。贾平凹人还在西安，就是坐飞机也得是专机才能按时赶到。人家参加会议的人都是头一天坐省上的包车去的，他只好第二天一大早去搭班车。那时候从西安到延安的公路翻山越岭路况极差，贾平凹颠颠簸簸到达延安时已是下午五点多钟，不知道参加会议的人住在什么地方，到处打听直到天　耪业椒锘吮龉荨；嵋榭　似咛欤　制桨家桓鋈吮话才潘　谝患渌　朔坷铮　挥腥嗽敢飧　　豢槎　　Ｕ　龌嵋槠诩洌　挥猩搪逑绲尘┓蚶凑宜　裙　淮尉疲　芬Ｅ慵制桨妓　　桓鐾砩稀＠献骷依钊舯　牡厣屏迹　笤际强醋耪飧瞿昵崛丝闪　赓猓　只蚴嵌耘　屑制桨汲钟幸煲椋　　懦榭斩　　偶制桨疾喂哿艘恍└锩　胖罚　闷浣邮芰艘环　锩　　辰逃　４送庠倜挥腥死硎豆　　　　坪跻幌伦映闪舜蠹叶冀吡τ肫浠　褰缦叩奈Ｏ辗肿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