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中篇小说《鸡窝洼人家》一发表，由于普遍得到好评和题材的现实性，多家电影制片厂争相要求拍成电影，后来西安电影制片厂近水楼台，获得了改编摄制权。
1984年又是夏季时分，贾平凹领着导演颜学恕和剧作家魏扬青(竹子)，直接就来到镇安县委找我。同路的还有写了《棋王》、《树王》、《孩子王》的作家阿城和-个留着很短头发的女士，与满头长发的阿城相比，贾平凹说男的像个女的，女的倒像个男的。后来听说女的叫琪琴高娃，是个导演，阿城打算把贾平凹的《小月前本》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由琪琴高娃执导。后来果然改编了，剧本以《月月》为名发表在《上海文学》上;电影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不过没有《野山》知名度高。贾平凹对阿城极为敬佩，一次不无嫉妒地对我说：“狗日的阿城小说写的就是好!”
此时，我已不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1984年春季县级机构改革，我被地委事先内定进入县级领导班子，这其中另有隐情。虽然内定，但还要按照程序走。机构改革领导小组从档案中看到我是“文革”受害者，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便对考察“文革”表现这一必要程序简单从事，去函我的母校陕西省林业学校，联系寄来一份我在“文革”中表现的证明。没想到学校却寄来一份有人检举我在一次武斗中打断了他的腿的材料，当时全国上下都在清理“三种人”，如果确属事实， 直接就可以确定我不能在党政部门任职。后来查清被打者是把别人误为了我，可是县级机构改革已经结束，我非但没有升职，连原任职务也未被重新宣布。此时，我正被挂在县委办公室无所事事，有时间接待和陪同贾平凹一行。
魏扬青这时还在陕西电视台工作，此前有一部由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播出。颜学恕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导演，1982年执导的大型舞台艺术片《丝路花雨》颇有影响。贾平凹对改编和拍摄电影非常重视，此前他还没有作品被拍摄成电影。他对我说他在这儿只能待几天，他们要把剧本写好才走，要我帮忙接待好和配合好。我说没问题，有什么要求尽管讲，我遵照吩咐一定安排好照顾周到。颜学恕和竹子跟我不熟悉，拱手致谢说：“那就拜托马主任了。”他们这时候还都不知道我已不是县委办公室领导，尤其贾平凹我一直没有对他讲，以他的性格，若知道这个情况一定不会让我有可能作难。
我当时的处境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尴尬。我在“文革”中是个受害者，参加了造反派却没有出格的行为，言论问题已经彻底平反，不存在什么可担心的情况。学校材料寄到县上后，只是把原来提拔我的内定意见搁置了下来。搁置的原因并非问题复杂，而是因为我是调任商洛地委纪委书记的前县委书记任兴哲的得力干将，继任县委书记看我不顺眼。在接到我的材料后，县委并未立即组织落实，以此为借口先把我进县级班子搁置下来。过后很长时间，县委组织部长才找我谈话，要我检查“文革”中有什么重大问题未向组织交待。我一无所知说不出什么来，万不得已组织部长才告诉我，是在眉县党校的武斗中，我用木棍打断了一个人的腿。我确无此种行径，以前学校整我时也没有人这么说过，要有当时肯定就过不了关，所以也就谈不出否定的证据。县委组织部最终派人拿着我的照片，去眉县找到被打者辨认，方知把人弄错了。如此简单的问题如果核实用不了多少时间，也错过不了提拔重用我的机会。继任县委书记显然是别有用心，如果前任县委书记任兴哲在职，恐怕比我还要重视和着急。中国的干部任用制度决定了人治的核心作用，我一个副科级也不是大学毕业，一下子内定进入县级领导班子，继任者以为一定是前任在地委走了后门。
实际上我被内定提拔确有后台，但不是前任县委书记任兴哲。前边提到与地委领导有着不寻常关系的我的朋友的父亲，解放前担任游击队连指导员，建国初就任职商县县委副书记，后来当了地委宣传部长。解放初干部极缺，各地都在开办培训班，地委宣传部长具体负责培训干部的商洛公学。商洛公学第一期结业时，按照地委指示挑选两名优秀学员到地委机关工作，来自商县铁炉子的农民即现在的地委领导是其中之一。这个人当时连党员都不是，还是我朋友的父亲介绍入党的。这个人一直视我朋友的父亲为恩人，数十年里交情深厚。我的朋友是我在结子公社工作时的党委副书记，1966年小学毕业进入初中，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初中毕业后去了襄渝线学兵连修铁路，后来分配到镇安县结子公社做青年干事。1977年冬季恢复高考，他连一元一次方程都不懂，头一年连边都没有沾，又准备参加第二年夏季高考。当时干部参加高考不允许离职复课，我便成了他的全科辅导老师。我的朋友十分刻苦努力，家里利用这年春节放假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于1978年夏季考入西北大学生物系微生物专业，后读研究生，出国留学，如今已是美国华盛顿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兼药学研究所主任，还是有着2000多名博士以上高科技人才参加的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CBA)董事会秘书长，连任过两届会长。我朋友一家人对我非常感激，朋友的父亲曾当面把我介绍给此时的地委领导，嘱咐其对我加以关照。地委领导很干脆地答应说，咱们总是要用干部的。我在镇安时官运亨通皆源于此，至今不为人所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