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夜，两个人总算是住在了一起。第二天我趁热又去了西北大

　　学，没见到贾平凹。再来到柏油巷，韩俊芳在家，问他们昨晚谈得怎样?韩俊芳笑了笑，说：“说他再要有那事，就叫把他那东西割了。”只此一句，便知全部内容，我也笑着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觉得最终大功告成。

　　俗话说夫妻没有隔夜仇，夜里的内容既丰富又简单。贾平凹和韩俊芳有了这么个一夜后，冰释一切前嫌，从此重归于好当是顺理成章。紧接着，中国作家协会安排贾平凹到北戴河疗养。按照规定可以携妻儿同行，韩俊芳答应和贾平凹一起前去。这可以说是一个彻底转机的极好机会，有了夫妻名义上的同去疗养，复婚已是不言而喻，等于向世人宣告过去的一切已经结束。可惜的是，韩俊芳却提出先要去办理复婚手续，否则不荤不素算是怎么一回事。启程之日临近，贾平凹说回来办也不迟。韩俊芳就是不答应，又闹起了别扭，最后贾平凹只带着女儿浅浅去了北戴河。

　　天大的遗憾失之交臂!自那个星期天之后，我又忙于中日合资公司的工作，压根儿不知道贾平凹和韩俊芳要同去北戴河，并且产生了办复婚证的分歧。否则，像我那天的无赖精神，无论如何也会劝说韩俊芳先去了北戴河再说。我一直以为坚冰已经打破，接下来复婚只是个办理手续的问题。

　　1993年8月，《废都》开始面市。贾平凹送给我书后，我认真地通读了一遍，才隐隐感觉到他们的离婚，并非人们看到和想到的那么简单。尽管贾平凹曾向我哭诉过家庭生活中的苦衷，但是远没有《废都》中描写的那么详细。因此，撮合贾韩复婚远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简单，去北戴河疗养贾平凹没有屈服而未能携韩成行，则是一个明显的危险信号。尤其是韩俊芳一直以强势面目出现，没有一点儿自责，别人也不好追究其责任，把贾平凹完全置于过错方地位。贾平凹的忍让和自责是出于社会压力和亲朋们的责难，复婚并非内心唯一的选择。因此，韩俊芳应当见好就收，不能扭扯太久，拉紧的弓弦随时都可能绷断。

　　1993年10月份开始，我所在的中日合资公司因为双方在某些问题上意见分歧，发生了严重危机，我兼有几重身份深陷矛盾之中，除此而外一切事情都无暇顾及。直至1994年春节过后，我改任总经理助理兼市场部部长。市场部实行大包干，公司以出厂价供应产品，工资及费用一切自理。我立即着手组建了一支销售队伍，而后去广州、海南等地考察市场。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我工作一直忙无头绪压力很大，再没有顾得上去具体过问一下贾平凹与韩俊芳复婚的事儿。没料想，我曾经费了好大的神儿，把这对曾被称之为“天仙配”的婚姻，眼看着已经撮合到了一块儿，最终却阴差阳错地彻底泡了汤。

　　1994年5月的一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去了一次西北大学贾平凹家。此时的贾平凹家已经很像个家了，书房里摆上了原来在柏油巷的书架和书籍，客厅有了沙发茶几各种摆设，贾平凹母亲从丹凤老家赶来专门为儿子做饭。那天屋里有一位年轻女子，身材高挑，脸皮儿粉白，贾平凹向我介绍说叫郭梅。另外还有一个小伙子，像是刚到不久的客人。我一走进门，贾平凹就说打麻将打麻将，手实在痒了。于是就到书房拉开桌子，贾平凹和年轻女子靠近，我和小伙子为邻。连续好几圈下来，贾平凹还和了几把，年轻女子一直手气很臭，嘴里叼着细支女士香烟，不停地发脾气，拌牌，闹得贾平凹很不好意思。我那天手气特别好，始终没有吭声，只管低着头不客气地和牌，五元十元地收着钞票。正打着停了电，我说收摊子，贾平凹不许，点起蜡烛接着打。直打到重新来电后又过了一个多小时，我要回住处才余兴未尽地散了摊。

　　我离开时贾平凹送我至楼下，问对那位年轻女子印象如何?我已经看出是新欢，想到可能都住在一起了，便毫不客气地说，不怎么样，除了床上功夫外，其他恐怕都不如韩俊芳。贾平凹说，大概就是这个了。我说，你要想过从前韩俊芳伺候你的那种日子，再也不会有了。贾平凹承认说，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