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国务院通过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征收补偿制度作了修改，修改内容为提高补偿标准。学者于建嵘表示，此次修改应该不涉及农村集体土地交易主体等改革。有专家预测，修改后的征收补偿标准至少会提高到现在的10倍。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过程中，农村集体土地所有转变为国家土地所有，一方面解决了不断增加的建设用地的需求，但与此同时因征地过程中补偿标准的过低，导致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受到侵犯，屡屡发生恶性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将征收补偿标准提高到现有标准的10倍，其目的是规避征地时的恶性事件，保障失地农民的权益。
然而，农村城镇化的步伐一直未能停止，并且不断深入进行。这也就意味着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陷入“三无”的境地：无业可就、无地可耕、无处可去。而目前，针对失地农民普遍实行的便是货币补偿安置政策，同样也是这一政策与失地农民预期不相符合衍生出了许多恶性事件。于是，提高土地的补偿，是解决失地农民未来出路的一个途径。但从长远来讲，随着补偿金的逐渐用完，失地农民面临最大问题的就业和养老保障，势必凸显，给社会稳定留下隐患。
所以，与土地城镇化同步的农民城镇化问题，显然不是靠单一的经济补偿模式来解决的。农业是国家的根，土地同样是农民的根。集体土地的征收对于农民而言，根本影响在于失去了最为基本的生产资料，而非简单的财产权益。所以，失地农民即便得到高于现行标准10倍的经济补偿，但以后的生产生活却成了新的迷茫。
近些年，许多地方在对失地农民进行经济补偿的基础上，开始各种就业培训，希望让他们转型其他行业。但祖祖辈辈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年龄大多趋于中年之后，他们尚沉浸在故土难离的情绪中，除了短期培训的效果不理想外，培训后就业局面也并不乐观。也由此，我们看到在单一的经济补偿模式之外，探索具有长久性、多样性、可持续性和社会保障性质的征收和补偿途径，并且以立法来规范，这应当是修改土地管理法的题中之意。
但法律与制度规范的大多都是技术性问题。造成失地农民出路难寻的根本，还在于城镇化进程当中的理念偏差。城镇化作为文明演进的一种自然趋势，本质是让原来生活在乡村的人口，逐渐过上城镇式的生活，能够更为便利地享受到社会公共服务。为了在有限的财政范围内有效地提供这种公共服务，所以才需要将人集中起来的城镇。在这个过程中，建设用地的需求不断扩大，自然也就产生了征地，产生了失地农民。
这是城市化推进和失地农民产生的基本逻辑。也就是说，城市化的推进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如果一些地方的社会财富还没有提供城镇化生活的能力，那也就不必着急强制推进；如果一个地方的社会财富增加到可以让公共服务延伸到乡村地区，那也可以让生活在乡村地区的居民就地过上城市化的生活。
换言之，在城市化进程中，是否需要征地、征地多少、征地产生的后果，必须根据当地社会财富的自然增长和社会发展来取决，而不是取决于地方政府“需要弄多少地去卖”；更为重要的是，城市化推进，并不一定是一个让农民交出土地的过程。反之，让农民用基本生产资料——土地来换取政府本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这是极为不合理的。
毕竟，建设用地需求不断增大的城市化的过程，不应该是单纯意义上的造城运动。也因此，失地农民的问题，除了提高土地补偿、提供就业培训等技术性手段外，更在于对城市化推进的理念进行纠偏。（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