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因城市面积扩张占用大量耕地引发的矛盾和事件不断。据统计，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耕地面积年均减少约1000万亩。我国耕地资源稀缺、后备资源匮乏、耕地质量不高，决定了推进城镇化要发挥土地的潜力，建立健全有效机制，既要做到耕地不减少，同时城镇化不缺地。守住耕地数量和质量的双重“红线”，我国粮食生产的基础才能打牢，“吃饭与建设”才能兼顾。
统计显示，我国经济发展最强劲的区域与最需要保护的集中连片优质耕地区域在空间上是重叠的。这些区域城镇化建设占用的多是优质耕地，而补充的耕地则分布相对比较零散。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测算，东南沿海省份工业产值每增加1万亿元，其粮食播种面积就减少87.1万公顷。
为了“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国家设定了18亿亩的耕地保护红线，建立了完善的奖惩制度。耕地占补平衡作为土地管理法确定的一项保护耕地的重要制度，自1999年施行以来，在缓解因城镇化建设占用造成的耕地压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方面功不可没。
不过，在国土资源部、农业部、监察部等部门组织开展的省级政府耕地保护责任目标履行情况核查工作发现，有些城市在扩张过程中，钻了耕地“占补平衡”的空子，存在占优补劣现象，新补充的耕地往往位置偏远、水土不匹配、自然条件差，其农业生产的综合能力无法和被占用的良田相比。
以上种种显示，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是导致耕地数量、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而如何保持良田数量不下降则是保护耕地质量的重要方面。为了保障粮食生产，就必须维持优质耕地，必须通过经济激励机制和行政措施，提高非农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提高耕地质量建设的效率。
近年来，我国耕地质量建设的投入规模不断扩大，但与农业生产实际需求相比，差距较大，突出表现在农田建设标准偏低，建设资金分散，建后管护和培肥地力措施不配套。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全国累计改造中低产田5亿多亩，中央亩均投资为100元至200元，已建工程折旧期多在5年左右。当前，提升耕地质量的项目较多，但仍缺乏统一规划，建设内容也主要侧重工程设施，没有同步实施改良土壤培肥地力技术措施，不少改造的中低产田又重新出现土壤障碍等制约因素。
从粮食安全角度看，未来城镇化进程中要充分体现耕地面积总量、耕地质量和耕地产出水平的协调一致性。目前，我国耕地占补平衡政策“只保耕地不保粮食”，只考核补的耕地数量，不直接考核产出粮食的增减。而如果单纯追求面积相等，一些地方在利益驱动下难免会出现高质量耕地被占用，而用等量的低质耕地充数的现象。
对此，应建立耕地占补的综合效益评估和补偿机制，建立易地补充耕地的粮食生产考核机制，综合利用包括土地整理、土地复垦和土地开发等耕地保护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十二五”时期再建成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质量平均提高1个等级，粮食生产能力每亩约增加100公斤等目标。
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期盼，工业化、城镇化健康推进的同时，子孙后代从我们手中接过的仍将是一片充满生机的沃土。（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