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理论研究的痴迷在企业家中并不多见。1992年他41岁的时候，曾为自己制订了一份“航海”计划，广泛阅读西方经济学著作。经济学家张维迎记得，有一次在去开会的飞机上，看到任志强正在读马尔萨斯写于1799年的书，“我们都很少读这样的书，他是少有的真正读书的人”。
当当网总裁俞渝回忆过与任志强的第一次见面。她说老任，我觉得你们房地产商挺坏的，把房价搞那么高。结果任志强很认真地看着她，“你真这么觉得吗？”俞渝记得，后来任志强从18亿亩耕地红线开始讲起，整整解释了半个多小时，讲得满头大汗，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在土地供应的问题上政府管理出了问题”。
这是属于任志强的做派。在我们之间这场并不算长的谈话中，他所谈论过的话题包括：朱镕基、限购、国进民退，以及不久前刚刚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小平南巡”后不久，任志强第一次通过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书知道了科斯，并被其理论震撼，直到今天他仍然将“产权问题”视为中国改革的破局之道。
相比于任志强作为国企掌门人角色所表现的坚持、复杂与妥协，他以一个建言者出现在公共领域时所表现出的姿态则简单直接。这种态度部分来自于他的人生经历：长在大院里，上干部子弟学校，参加文革造反，插队，当兵，复员后赶上改革开放，从拉板车的个体户到一手做大一个企业，他将此视为时代的馈赠。
“我突然发现任志强这么多年来，说了这么多话，引起的争论，引起的欢迎和诸多的评价，原来就两个字，‘改革’。”宁高宁曾这样评价过任志强。
“地产商里像你这样的人多吗？”我问。
“在商言商，谁都不愿意惹麻烦。”
“为什么你愿意说？”
“总该有人说真话。那你说鲁迅在干吗？胡适在干吗？胡适为什么要和蒋介石吵架？蒋介石你让我当就当啊，你让我当我也不一定当。我们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物也不是少数啊，像魏征等等。至于我，共产党员最基础的就是坚持真理，既然你做共产党人，你就要坚持真理。”
在对任志强做出的诸多评价中，北京西城区前区长衣锡群的一段话最值得玩味：“大多数情况下，他给你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真相，他脱口而出的话语，即他的心中所想。当然有时也因人而异。他并非看不懂某种游戏规则，他也会做一些入乡随俗的事，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熟悉他的人会看到他表现得不自然，如同他穿西装时的模样。但总体上，他不喜欢以复杂的方式与人沟通和周旋。”
1984年，在中央掀起第一轮打击经济犯罪专项运动前，任志强因涉嫌“贪污”被捕，次年又被以“投机倒把罪”继续调查。入狱14个月后，他被无罪释放。当时的区委书记让衣锡群通知华远集团党委，“告诉任志强要正确对待：抓，是正确；放，也是正确的。”后来，公司领导戴小明问任志强狱中的感受，他的回答是：“还要跟着共产党走，妈妈也有打错儿子的时候。”
“有些东西不需要去较真儿，比如说我被抓起来，然后被放了，我就非要去告吗？如果是因为个人利益的话，我可以放弃。但是如果为了大众利益，很多东西是不能放弃的。”任志强说。
“他不争权，也不争利，我觉得他在争宠”
采访时间快到了，我得抓紧，100个问题才聊了一半。“写作新书的时候，你有自我设限吗？”这其实是不少人挺想知道的。
“当时有将近20个出版社来申请出我这本书，我就选个删得最少的出版社，结果最后他们也删了不少。”任志强抱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