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话题的讨论进入尾声时，我问任志强，现在手里还压着政府部门拖欠工程款的欠条吗？
他头都没抬，“对！”
“我们的毛病就是官员坐在中间，坐在前头”
我们的谈话由此转到了官与商在社会中的位置。
任志强的新书里写了这样一个故事。2005年，当时的建设部部长召开了一个开发商座谈会。此前，潘石屹很少参加“部级”的会，便特意西服革履地穿了一身新装，结果发现任志强只穿了一身便装，裤子还是多兜裤，便惊讶地问他：“见部长你就穿便装？”任哈哈一笑：“看你紧张的，不就是个部长吗？他一定穿的也是便装。”
我问他，在中国这种士农工商的历史格局里，不少商人面对官员时都难免有低人一头的感觉吧？
任志强回答：“我没有，但很多人有。我们的毛病就是官员坐在中间，坐在前头。很多人就巴结他们，但我不会巴结他们，我认为也不需要巴结他们。”
这是他一贯的姿态。一个被他津津乐道的往事是，2004年，在一次由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召开的座谈会上，任志强是唯一一个公开高喊“曾副总理，您受骗了”的开发商。但某种意义上，这种态度的形成部分来自任特殊的“红二代”成长背景。他的父亲曾任商业部副部长，他在书中也提到：老干部、大干部我见过很多，从小被领导抱着……见得多了自然也就见怪不怪，见官只需尊重，却不需拍马屁。
任志强对工商文明有一套见解。他说自己接触过很多外国代表团，永远是政府代表都坐在后头，企业家坐在前头，“比如说我们去美国，纽约市市长他不会迟到，他比我们还早到，等我们企业家讨论完问题后，他再上来讲话，因为他本身就是企业家出身，他很清楚，城市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要靠企业家，所以他们对企业家很尊重。”。
而在中国，情况则是相反的。“都是靠政府的力量去发展城市，发展经济，我给你钱你才成为企业，所以他们不尊重你。中国历史上商就在最后，所以经济才落下，如果商在前头，中国就不会这么落后了。”
在外界对于任志强的评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任的立场复杂，既是个忠实的国企领军人，又是一名无所顾忌的建言者。但事实上，他不是没有“收敛”的时候。北京市西城区前区长衣锡群为任志强的新书写了一篇后记，其中一个细节颇为有趣：自任志强领导华远集团后，每年数次邀集历任区领导聚会，沿袭数十年，已成为传统。在这种场合，任志强对老领导恭敬有加，一改发号施令或一士谔谔的形象。在每次聚会的留影中，他总是站在后排。
“你面对官员时的状态也会因人而异吗？”我问。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不认为这是个问题。”任志强反问我，“作为政府（西城区政府）任命的官员，你是他管的，你是他的下级，当然要巴结他，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呢？在企业里头，我的下级对我不也这样吗？”
面对突如其来的问题，他的回答滴水不漏。这个时刻，任志强像是一个很有位置感和分寸感的国企掌门人。但他随即又恢复了自己充满性格张力的一面，“但是我不归政府管的时候，那些官员和我没什么关系”。
“他没办法找到一种可以完全信赖的可靠制度，最后只能靠人”
在新书里，任志强提及最多的好友是潘石屹。关于他俩的友情故事在过往报道中并不少见，而历史学家雷颐则在任的新书发布会上提出了一个更有新意的观察角度：
潘石屹和任志强恰好代表了“中国故事”中的两类人，潘来自最穷的西北甘肃，从进城青年奋斗成亿万富翁。而任则有“红二代”背景，不管有意的用还是不用，“在你的生活中都会起作用，这背后是一种文化资源和权力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