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乳品业欲振乏力。近年来，每当国人点燃再爱一次“国奶”的热情，总有一些事情让人怦然心碎。
中国乳品行业症结何在，良方何在？今年7月，一个以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专家、企业管理教授为主要成员的考察团“西天取经”。研究荷兰乳品产业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以及“全产业链食品安全自律体系”。
考察团选择以荷兰乳制品行业为研究样本，还有如下考量——
业界普遍认为，中国乳品行业发展的制约因素是人多地少、资源匮乏。然而，荷兰的国土面积相当于浙江省的3/5，人均农牧业用地面积0.84亩，为我国的75%。然而，荷兰的乳制品出口量位居世界第二。
在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的推动下，荷兰这片局促的土地还要高效支撑花卉、马铃薯、西红柿、猪肉的生产，使这些农产品的出口量同样位居世界前三，并使1700万人口的荷兰，奇迹般地诞生了13家世界一流的跨国食品企业。
中国乳品业的困境是中国食品安全的缩影。中国乳品、食品安全的短板都是农业。剖析一个荷兰乳品合作社的成功经验，能给中国食品安全体系建设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目标带来更多的启示。
谁是乳品产业链的主人
荷兰皇家菲仕兰·坎皮纳乳业合作社董事会主席皮特·波尔在当地一家奶牛农场会见中国考察团。波特先生推门走进农场餐厅的时候，带入一阵哗啦啦的响声。这是附近厩舍中的奶牛在排泄。
“我叫皮特·波乐。我有三个身份，合作社董事会主席、家庭奶牛场的农场主、两个孩子的父亲”
“每个星期的周一到周五，我担任菲仕兰·坎皮纳的领导工作。周六和周日，我会照顾自己的家庭农场”
波尔的介绍，展示了中、荷两国乳品行业截然相反的现状——在中国“公司+农户”的模式下，农民是弱势群体，奶农处于乳品产业链的最底层。在荷兰合作社一体化模式下，奶牛农场主不仅拥有自己的家庭农场，还通过组织合作社，成为跨国乳品公司的股东。农民是乳品产业链的主人和老板，职业经理人是为他们提供管理服务的“打工者”。
1871年，9个奶农联合起来，接管了当地一家奶酪、黄油加工厂。这是菲仕兰·坎皮纳的前身。研究资料显示，整个奶制品行业产业链，即牛奶生产、加工和销售环节的利润之比，通常为1：3.5：5.5。为了获得产业链下游更为丰厚的利润，130多年来，荷兰农民不断组织合作社，收购乳品加工厂和销售渠道。荷兰合作社之间的相互合并的动力，也是动力拥有更大的工厂，占领更远的市场，实现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的目标。
2008年12月，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进军欧洲和全球市场，菲仕兰和坎皮纳两大合作社组织合并，形成了现在的菲仕兰·坎皮纳合作社以及合作社全资拥有的同名跨国公司。
2012年，菲仕兰·坎皮纳合作社共有19000名奶牛农场主，占荷兰同业规模的70%。菲仕兰·坎皮纳公司在全球38个国家设立分支机构。产品线包括奶酪、黄油、液态奶、配方奶粉、基础原材料。产业链从农业生产延伸到工厂加工、国际贸易、商业零售。
去年，菲仕兰·坎皮纳公司的营业收入是103亿欧元，在世界乳制品行业排名第五。
在菲仕兰·坎皮纳的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中，并存着三种所有制形式。会员农场为家庭所有制。公司实行有限责任制。合作社是一种农民为集中使用和优化配置资源自愿、自发形成的商业自治组织。合作社本身没有盈利目标，它的存在价值，就是保障会员农场主的经济利益。奶农可以自由选择加入和退出合作社。
会员农场主的职责是生产安全优质的牛奶。公司的作用是加工、销售乳制品，提高牛奶的附加值。合作社的职能是保证公司全额收购会员农场主生产的牛奶，把公司的经营利润返还给会员农场主。
在整个经济体中，会员农场的诉求是稳健经营、世代传承。公司的特点是面向市场，效率优先。合作社包容协调，主导发展方向，体现公平原则。
我国“公司+农户”模式一种是通过供销合同形成的商业合作关系。合作制一体化模式是以股权为纽带的产业链一体化利益共同体。
皮特·波尔是通过层层投票选举当选为合作社董事会主席的。合作社董事会成员的重要职责之一是组成公司监事会，选拔、任命、考核菲仕兰·坎皮纳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公司现任的CEO、COO都曾经担任过世界500强公司联合利华的高级管理人员。各部门的总监也大量来自荷兰和全球的知名公司，而非合作社组织内部的会员农场主家庭成员。
合作社管理层的选举过程与西方国家选举议员、总统类似。不同之处是它的选举、议事制度，更强调“基于劳动贡献的公平公正”。在合作社会员选举管理阶层时，选票分为“人头票”和“牛奶票”两种。人头票即会员票，每家会员农场都是1票。牛奶票按照会员农场的牛奶产量决定，每10万公斤1票。例如，一个拥有50头奶牛的中小会员农场，上一年度的产奶量是72万公斤，该农场主今年拥有的投票权就是“1份会员票+7份牛奶票=8票”。在合作社理事会为重大事宜进行表决时，虽然表面上看每位理事一人一票，但是每一票的权重有多大，同样要看它所代表的牛奶产量是多少。
荷兰的奶农通过“自由人的自由联合”组成合作社，通过程序化的投票选举和表决，管理整个乳制品产业链。中国考察团的一位媒体人问波尔：“您在担任董事会主席期间，做过哪些艰难的，有挑战性的决策？”
波尔的回答是：“我有一些影响力。但是，合作社所有重大决策要通过投票决定。菲仕兰·坎皮纳可以存在130多年，决策过程中遵守规则和程序非常重要。”
“作为董事会主席，您的年薪是多少”。乔治华盛顿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肖知兴教授提问。
“我是一个有经验的农场主。在我为合作社服务的时候，合作社为我的家庭农场提供了两位雇工的工资。他们帮我打点100多头奶牛。”
“就是这些吗？”肖知兴又问。
“是的。”皮特·波尔回答道，“金钱不是唯一的，我看重大家对我的信任，以及实现自己的价值。”
怎样提高农民收入
以家庭农场为基础的合作社一体化的组织模式，是如何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的？这是中国考察团专家急于想了解的问题。
保障和提高农民收入，对整个食品安全体系意义重大。只有让农民通过养牛产奶致富奔小康，才可能实现有产者有恒心，有尊严的农民生产有信誉的食品。相反，如果企业在收购牛奶时压级压价、坑农损农，奶农在饲料中偷工减料，在牛奶里掺水掺假。中国的乳品安全体系就永无根基可言。
这是一个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荷兰中等规模家庭牧场——85头奶牛，年产72万公斤牛奶，农场主全职管理运营家庭农场，农场主夫人除了主要帮助丈夫外，还在当地社区有每周一到两天的兼职。
这个家庭农场没有雇工。牛奶运输的工作由合作社统一承担。牧草收割、牛粪外运、牲畜防病、技术指导、设施维修等辅助性的工作，都外包给专业的服务公司。农场主夫妇每天最累的工作是使用半自动化的挤奶机，早晚两次为奶牛挤奶。
2012年，这个农场出售牛奶的主营业务收入达到26.4万欧元；出售牛犊、牛肉的收入达到2.6万欧元，总计营业收入29万欧元。这个家庭农场的经营利润，显示出多元化的特征——
菲仕兰·坎皮纳公司主管合作社事务的总监阿瑟·斯卡普告诉认为，合作社对于奶农利益的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确保乳品公司用高于市场水准的价格收购会员农场的牛奶。无论会员农场当年产量是多少，都要保证全部收购。
2012年，菲仕兰·坎皮纳公司给到奶农的价格是0.3668欧元每公斤，略高于市场价格。在2001年到2010年的10年中，尽管欧洲乳品市场波动剧烈，但菲仕兰·坎皮纳给到会员农场主的收购价有9年高于市场价格，10年中平均每年高于市场价格2%。
进一步计算显示，牛奶收购价格高于市场价2%，可以提高家庭农场主营业务利润10%-15%。以一个年产72万公斤的中型农场计算，一年增加收入5200欧元，相当于当地大学一位教授的月薪。
第二，通过参与公司的分红，奶农们可以分享到乳制品加工、批发、销售环节中的工业和商业利润。
阿瑟·斯卡普介绍，合作社理事会每3年讨论一次公司利润的分配方案。2012财政年度，公司50%的净利润留存，30％按会员供应牛奶的比例发放绩效分红。还有20%以固定会员债券的形式发放给会员。会员债券利息按市场利息再加3%。会员只有到退休年龄，才能把债券转让给其他会员。
2012年来自公司的分红对于这个家庭农场而言同样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20%分红，农场主夫妇的收入在荷兰全国而言属于中等以下。有了这部分收入，他家的生活就是中等水平，与一般城市中产阶级相仿。
“在荷兰，合作社会对奶农的牛奶压级压价吗？”一位中国媒体人问荷兰奶农。
“公司为什么要故意压低牛奶的价格？”一些荷兰奶农不解地反问，“整个乳品公司都是我们的，牛奶的收购价格低了，年终的分红就会提高。”
在荷兰，奶牛农场主还被认为是“有钱人”。一位名叫农场主安通的农场主向我们解释说，农场主有钱的原因，一是因为劳动强度高，赚了辛苦钱，最重要的是第二个原因——土地的升值。30年前，他父亲买下农场时，只用了5000元，现在同样的土地已经价值400多万元。
“你会卖了牧场和土地吗？”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问安通。
“卖了牧场，我还能干什么？”安通说：“我希望把农场一代代传承下去。”
党国英指出：“在当今城乡一体、全球一体的大背景下，把农民定义为弱势人群，加以保护，给予优惠，这是权宜之计。让农民成为产业链和土地的主人，才是积极之举。”
怎样保障食品安全
在合作社的主导下，家庭农场主成为整个乳品产业链的主人，是荷兰奶业的特点，也是荷兰奶业质量安全体系的起点。复旦大学企业管理系主任苏勇认为，如果说我国食品安全体系的特征是“他律”，那么，荷兰食品安全体系的亮点就是“自律”。
这种基于农场主、合作社、合作社控股的公司之间的三方自律是如何形成的呢？一些研究者发现，19世界中后期的荷兰乳品行业，同样面临乳品公司与散户奶农的矛盾。按照博弈论的观点解释，这对既合作有斗争的欢喜冤家为了缓解尖锐的矛盾，较好的办法就是为他们的互动关系引入一个新的参与者——这就如同一对年轻夫妇为了提高家庭的凝聚力，决定生养一个孩子。
为什么荷兰着手组建合作社的是奶农，而不是乳品公司呢？从最初的经济实力看，乳品公司通常比分散经营的奶农要强势得多。如果由乳品公司组建合作社，合作社主要听命于乳品公司，只会使强者更强，奶农的利益更加得不到保证，奶农自然不愿意加入这样的合作社。相反，由奶农组织，为奶农主导的合作社，就可以发挥形成“弱弱联合，制约强者”的作用。这又如同我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中，孙、刘结盟，对抗曹魏。
130多年来，随着荷兰的奶农合作社普遍拥有自己的乳品公司。这种三方博弈关系逐步演变为会员农场主、合作社管理层、公司职业经理人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对食品安全的内部自律发挥着关键作用——
面对市场竞争，公司职业经理人的态度通常是积极、主动的，但有时也难免职他们会产生追求短期利益和个人奖金的冲动。这种职业经理人对于外部市场的浮躁，与会员农场主追求稳定，希望家业代代相传的利益发生冲突，会受到会员农场主和合作社的联合抵制。公司职业经理人对于奶农利益的损害和冒犯，又会因为合作社是公司的控股股东而得以防止或迅速纠正。
奶农的总体特点是稳健，但也会过于保守。奶农中一小部分害群之马，也会制造假冒伪劣损害整体的利益。公司和职业经理人的企业家精神，如同狮子引领羊群往前走。合作社管理层又整合全体家庭农场主的“民意”和公司职业经理人的制度设计能力，严惩和防范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
合作社是一个不以自身盈利为目的经济组织。它的优点是公正、包容，它的缺点也类似所有民选机构——可以避免最坏的，不一定产生最好的——决策效率和果断应变不足。公司和会员农场主出于自身盈利的目的，督促合作社去官僚化，要求合作社管理团队“该作为时就作为”。
苏勇教授指出，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诸多典型案例—奶粉行业的“大头娃娃”事件、快餐行业的“速成鸡”事件、药品行业的“毒胶囊”事件——并不全是因为农民工的“无知无畏”，也有某些投资人、经营者的利欲熏心。在一般的公司制条件下，如何防止资本的贪婪，职业经理人利用内部人控制追逐不正当利益已经成为世界难题。但诚如我国合作社运动先驱梁漱溟指出：“每当资本贪婪达到一定程度时，合作社就自然从基层兴起，成为一种制约、平衡力量，发挥经济、社会和伦理作用。”
在合作社制度下，菲仕兰·坎皮纳又是如何管理好19000户会员农场主的呢？
彼得42岁，在他帮助父亲经营家庭农场20年后，才在2年前才成为农场的继承人。目前，他和妻子抚养3个孩子，管理140头奶牛和85公顷牧场。2012年的净收入可以达到9.5万欧元。
在考察团来到彼得家里的时候，他的大女儿骑着小马驹伴着奶牛遛弯。稍小一点的儿子戴着头盔，坐在电动赛车上，在奶牛棚门前扮酷，还有一个更小的孩子，由老人照料着晒太阳。
和所有会员农场一样，彼得的家庭农场也实施KKM——一个专门针对家庭牧场的全面质量管理体系。中国考察团专家注意到，彼得家每一头奶牛耳朵上，都有一块数字化的标志牌，这是荷兰全国统一的“奶牛身份证”。在每一头牛的脖子上，都挂着两个“大铃铛”，这是24小时生命特征记录仪。每头牛的呼吸、心跳、体温、进食量、散步距离、休息时间和反刍情况都会通过这个仪器记录下来，通过无线网络发送到相关的实验室。一旦发现哪头奶牛健康出现问题，就可以及时治疗，并且把这头牛所产的奶倒掉。
彼得和他的夫人正准备启动20多台半自动化的挤奶设备为奶牛吸奶。彼得告诉我们：“还有一种全自动的挤奶机器人，它会在挤奶过程中快速化验牛奶的关键指标，提示操作人员及时倒掉不合格牛奶。”
彼得农场每天的产奶量约为3000公斤。合作社的恒温牛奶运输车每3天收购一次奶。为了降低运输成本，这辆大型运奶车还要同时运走其它2家农场的牛奶。
在从农场存奶罐抽取牛奶的时候，运输车驾驶员会拿出一个带有GPS定位装置的容器，为牛奶取样。彼得告诉我们，这是为了与驾驶员的手工记录进行核对，双重确定这些牛奶是哪个家庭农场生产的，特别是在牛奶质量出问题的时候找到肇事者。
牛奶的标本送到两个不同的实验室。公司质监部门的实验室，偏重食品安全指标的检验。独立的第三方实验室除了安全检验外，还要检测牛奶中的营养成分等更多指标。实验室的检验结果，为合作社按质论价收购牛奶提供依据。也为奶牛育种公司、兽医站提供信息。
两个实验是的工作是“背靠背”的，为安全生产提供了双保险。由于检测结果长期保存，并且实时分享给农户、育种公司、兽医站，隐瞒安全质量问题的难度非常大。
“如果牛奶被查出不合格呢？”
“麻烦会很大”彼得说，“一般的不合格会扣钱。严重的不合格，整车牛奶都要倒掉”。
倒掉一车的奶，不仅意味着一个家庭农场3天的经营颗粒无收，肇事的家庭农场还要赔偿其它两家各3天的全部牛奶产量。再加上清洗牛奶车、储运罐的花费，一个农场为一次不合格付出的代价，约为全年营业额的3%，农场全年净收入的15%。如果以2012年的牛奶收购价计算，直接经济损失超过1.2万欧元。
如果一年内2次达不到安全标准，合作社将拒绝收购牛奶，保险公司将拒绝为经营活动承保。农场将会破产。奶牛可以出售，但一定是贱卖。牛棚、化粪池、辅助设备都不得不废弃······
从表面上看，菲仕兰·坎皮纳严管、重罚的思路与我国一些专家的政策建议基本类似。但简单地照抄照搬，效果或许并不明显。
我国“公司+农户”的模式，是一家公司管理成千上万的奶农，这些奶农有的与公司心存芥蒂，有的质量意识差强人意，在这种情况下，管得越严，罚得越狠，越会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菲仕兰·坎皮纳是合作社代表绝大多数合规经营的奶农惩罚极小部分“害群之马”，抓的越准，罚得越快，就越能体现公平公正，越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
苏勇教授指出，中国乳品业首先要借鉴荷兰“合作社主导下的全产业链一体化自律体系”，以及体系背后的制度基础。其次才是学习具体管理实践中的金点子、好方法。
乳业现代化路在何方
我国乳品行业需要突破的顽症，从短期来看是安全之困、监管之难 。放眼长远，将是如何实现产业现代化，尤其是农业现代化的问题。
荷兰的经验可以启示我们，什么是乳业现代化；乳业现代化的动力来自何方。
我国一些大型乳制品企业认为，所谓现代化，就是大规模资金投入、大规模资源聚集、大规模机器生产。但荷兰乳品业界的观点明显与此相左。菲仕兰·坎皮纳正在举全合作社之力实施一个 “星球计划”。星球计划对未来奶牛养殖业发展方向的理解是： “以适度规模经营为基础，形成人、牛、自然环境的和谐共赢”。
荷兰瓦格宁根大学范霍伊东教授指出：“农业现代化的方向不是把奶牛关进整齐划一的工业化设施，而是在现代科技的帮助下，让动物重返自然，按照动物的天性生活。”
荷兰是实施欧盟动物福利法规的国家。根据农场动物保护法规，荷兰的奶牛依法享有五大自由：免受饥饿、营养不良的自由；免于因环境而承受痛苦的自由；免受伤病痛苦的自由；表达天性的自由；免受恐惧和压力的自由。
在当地科研人员和农场主的心目中，动物权利法案及其操作性细则，不仅反映了“爱动物如家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同时更有实际的经济效益。
小牛出生后有足够时间呆在母牛身边，至少3天时间享用牛初乳，可以从小提高牛的体质；让母牛生活在开放的牛舍中，与同伴朝夕相处，减少奶牛的焦躁情绪，提高受孕率、泌乳率。禁止用激素为奶牛催奶，同样避免了人在喝牛奶时食用激素······
近年来，我国消费者开始重视牛奶中抗生素含量过高的问题。菲仕兰·坎皮纳的解决方案之一是启动耗资巨大的“鼓励户外放牧计划”。
自由放牧的好处是让奶牛在大自然的环境中按照身体的需要，自由选择有益的食物。新鲜的牧草、新鲜的空气和必要的运动，也可以提高奶牛的体质。2012年，为了鼓励奶农户外放牧，合作社提供了4500万欧元的奖金。这个金额大约相当于当年公司营业利润的10%，净利润的20%。
如今，成群结队花白色奶牛在过膝的草地上散步，偶尔一辆拖拉机从草场中驶过，惊飞的候鸟遮住半边天空。菲仕兰·坎皮纳70%的奶农已经参加了户外放牧计划。抗生素的使用量，也有望回复到1999年的历史较低水平。
农业现代化的动力，来自目标明确、产权的明晰。
一头奶牛每天消耗40公斤饲料，产生20多公斤牛奶和50公斤牛粪。适量的牛粪是绝好的肥料，但过量的牛粪排泄物会产生过量的甲烷、氨、磷酸盐和氮，从而加速气候变暖、污染土壤和水源。
由于难以控制散户养牛的牛奶质量。近年来，我国知名的乳品公司纷纷放弃“公司+农户”的牛奶生产模式，改由公司直接建设和管理养殖规模全球罕见的“超大规模牧场”。超大规模牧场带来的问题是，奶牛密度超过环保技术、动物防疫技术能够承受的极限，农田污染严重，牛奶产品存在抗生素残留过高的隐患。
我国专家认为，每饲养一头奶牛，需要3亩土地为提供饲料、消纳粪便。荷兰科学家坚持认为，按照欧盟的环境标准，每头奶牛通常需要均摊到7-10亩土地，才能保证生态平衡。
为什么面对生态问题，中荷两国同行的意见分歧如此之大。党国英研究院认为，深层次的原因是两国土地制度不同。
我国超大规模牧场的建设用地，是奶业公司在地方政府协调下廉价获取的，而且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荷兰的家庭农场主，是土地产权的所有者。一位名叫安通的农场主估计，他家150公顷牧场土地，价值400万欧元。土地与厩舍、奶牛的价格比为8:4:1——土地是他最宝贵的财产。牧场土地、年销售收入、税后利润的比率为30:5:1——为短期的经营利润污染了土地，对自家牧场造成的损失，一辈子也难以弥补。
不同的产权关系、交易成本，影响着人们的观念认知和投资选择。菲仕兰·坎皮纳在瓦格宁根大学建立了高规格的乳业发展创新中心，该中心重点研究课题包括，使牛粪沼气发电项目成本更低，电压更稳；把牛粪加工成便于外运的固体肥料，同时避免加工过程对环境造成二次污染；改变奶牛的食物结构，使牛粪中的氨、磷酸盐、氮的成分减少······
2000年到2009年，荷兰奶牛农场平均每年支付的贷款利息达到1.5万元，农场折旧也逐年走高。除了扩大生产规模外，购买挤奶机器人、奶牛生命体征检测仪、优质种牛、风能和太阳能设备等是其主要支出。
党国英研究员指出，农业现代化的动力，首先必须来自农业内部，而不是农业之外。健康发展的合作社组织和家庭农场是荷兰乳品行业竞争了的源泉。
荷兰的经验可学、可用吗？
作为研究样本的菲仕兰坎皮纳，展示了一个非常先进的内容。荷兰的经验对于我国而言是否可学习、可改进、可采用，还需回答以下3个问题：
我国农村改革、健全食品安全体系的工作只争朝夕，发展适度规模家庭农场，建立合作社能否跟得上时间进度？
从表面上看，菲仕兰坎皮纳从1871年奶农创办以来，从9个奶农，发展到19000位活跃成员；从平均每户2-3头牛发展到如今的85头牛，经历了142年的时间。至今已有142年的历史。但结合历史档案深入分析，结果完全相反。
由于乳制品长途贩运的保质保鲜问题没有解决，全球乳品市场没有形成，在菲仕兰坎皮纳成员的家庭农场中，有99年时间的户均奶牛数量徘徊在8头左右。1984年到2007年，又因为欧盟对牛奶产量实现配额限制，发展受到影响。所以这家世界乳制品巨头的真正快速时间，也不过20多年。
我们走访菲仕兰坎皮纳品控部门和当地农业大学后发现，农户、合作社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与其行业平均生产规模有极为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在10头年以下，主要防止牛奶中的有害有毒成分；20，30头牛的时候，关心营养成分和过程控制；50头牛以上，开始讨论可持续发展。
我国奶农和中小型奶牛养殖场平均饲养5-8头牛，专家认为，用3-5年时间提高到30头——也就是迈过全体生产者都来自觉重视食品安全的核心问题的门槛——从奶农的技术、技能积累上完全可行。
合作社组织规模的扩大，不是单纯依靠吸收周边会员，更主要的是和合作社组织之间的合并。它不仅有加法效应，还有聚合效应。我国的《农业合作社法》如能以明确的条文支持合作社组织吸收合并，形成跨地区大规模新型，我国合作社组织的发展速度也有望加快。
我国农民素质低，自我管理和互相协同经验少，外来的经验是否适应中国的土壤？
我们在荷兰考察时看到，当地80%的家庭农场主相当于我国中专、技校学历。菲仕兰坎皮纳在越南开展的一个社会责任项目，专门帮助当地农民提高奶牛养殖水平，在一个类似我国“农科站”的奶牛之家帮助下，普通农民用3年时间的边学边做，可以掌握大部分的技能。
近年来，我国农民建立合作社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82.8万家，约是2007年底的32倍；实有成员达654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25.2%。
按照《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精神，8月27日，全国农民合作社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合作社在中国发展正逢其时。更多地翻译、介绍国际合作社建设的经验，可以让中国的合作社建设者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思考、探索。
我国农民和农村经济的底子薄，积累少，钱从哪里来？
其一：荷兰的家庭农场规模与我国普通农民相比，差距巨大；与我国改革开放后涌现出来的种粮大户、养殖大户相比，可能是互为伯仲，各有千秋。我们完全可以像发展粮食、蔬菜种植大户一样发展奶牛农场。
其二：国际权威机构提供的数据显示，全世界共有1.45亿个奶牛场，每个奶牛场平均饲养3头奶牛。尽管国际乳业巨头规模巨大，但全世界只有24%的牛奶提供给包括我国蒙牛、伊利、光明在内的销售额排名前20位的乳品公司，64%的牛奶经过中小规模的区域性乳品公司加工后进入市场。乳品行业总体呈现分散化经营的特点。我国新兴的乳业合作社，可以从满足一城、一县的市场需求，解决中小城市的食品安全问题起步，然后吸收合并，组成规模更大的合作联社。
其三：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尚未突破，农村金融发展滞后的情况下，一个较为大胆的建议是：
1. 国家成立专项基金，扶持适度规模的家庭奶牛农场和乳品合作社、合作联社。
2. 合作联社发展壮大后，与大型乳品集团互惠整合，国家专项基金伺机退出。
3. 为了提高合作社在乳品集团中的话语权，部分国有普通股转化为不含表决权的优先股。只要农民真正具有话语权，农民的利益和农业现代化的动力就可以得到保证，农民、合作社、公司职业经理人的三方制衡关系就可能形成。合作社一体化组织模式的精髓就能得以体现。
1844年世界上单身了第一个合作社——英国的罗旭戴尔公平先锋社。该合作社创立之初只有28个人，28英镑。1870年该合作社的资本金达到5000英镑，营业额22300英镑。一项好的经济制度，本身就有财富聚集效应。
国际权威机构的报告显示，在全球排名前六的牛奶和乳制品提供商中，乳业合作社占了三席。其余不是合作的公司，也依靠合作社提供奶制品原材料。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合作社为全球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超过1亿个，这个数字高于跨国公司20%。合作社最具竞争力的行业，恰恰就是农业和食品业。
菲仕兰·坎皮纳不是孤例，荷兰合作社的成功经验值得中国乳品行业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