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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9月19日，湛江妇幼保健医院发生一起医闹案件。一名孕妇进行剖腹产手术后胎儿死亡，孕妇本人情况稳定，孕妇的亲属及所在村数十人在该妇幼保健院门口采取敲盆、烧纸钱、拉横幅等方式，要求医院进行赔偿。警方在多次劝导无效后，强制清理了现场，其中5名人员因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被刑事拘留。
近年来，每当出现较大的医患纠纷时，“医闹”似乎成了一种流行的解决问题的方式。近日，羊城晚报联合手机腾讯网发起了一份有关“医闹”的网络调查。调查数据显示，对于医患纠纷，有超过七成受访民众表示赞同“大闹大赔，小闹小赔”的说法。正是这样的思维催生了广州医闹案件半数是职业医闹的现状。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实习生 吴大海
1 现有渠道难解医患纠纷
网络调查显示，70.2%的受访者看到过“医闹”，而60.7%的受访者在就医过程中曾与医生或护士产生过矛盾。这两个数据反映出当下医患关系紧张的现象，但相应的纠纷解决机制又很不完善。关于医患纠纷，有人说“大闹大赔、小闹小赔、不闹不赔”，这样的观点在调查中竟有72.2%的受访者表示赞同。
据了解，目前医患纠纷主要依赖医患协商、行政调解、调解委员会调解、民事诉讼等途径，而作为调解合法依据的医学鉴定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半载，让患者家属难以接受。若要走司法程序，同样要耗费大量时间和金钱。部分人认为，医疗纠纷主要由作为第三方的医学会出具鉴定结论，鉴定结果有“偏向”医院的嫌疑。所以，部分患者在处理医疗纠纷时，不愿依靠专业的医疗事故调查和调解机制，而是雇用专业的“医闹”。而医院对“医闹”往往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从另一层面强化了“只要闹就能达到目的”的负向激励。
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巡视员廖新波就曾指出，现实中的一些医疗纠纷处置中，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往往为了息事宁人，让一些不该医院赔的赔了，而不是严格依法处置，“这也助长了个别患者家属无理取闹的心态”。
2 “职业医闹”日渐猖獗
调查数据还显示，造成医患双方互不信任的主要原因中，认为是“部分医务人员医德不良”的占了51.5%，而认为是“患者对医疗知识错误认识”仅占19.3%；职业“医闹”的出现，有31.2%的受访人认为是“医患双方关系紧张”所致，另有57.5%的人认为是“现有的法律仍不完善”。
今年4月，广州市检察院公布消息称，2010年以来，广州市检察机关共查处“医闹”案件12件40人，其涉及妨害公务、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聚众扰乱交通秩序、寻衅滋事、故意伤害、绑架罪等罪名，其中涉嫌“职业医闹”的6件19人，占50%和47.5%。在数年来办理的案件中，市检察院发现，“职业医闹”案件数已占穗“医闹”案一半，而一些外来工甚至将“医闹”作为解决医患纠纷的主要途径。
据悉，“职业医闹”多为社会闲散人员，常在医院急诊科、ICU、太平间等地方游荡寻找“业务”，一旦打听到患者与院方发生纠纷即游说患者聘请他们向医院索赔，并提出赔偿分配要求。同时，这些“职业医闹”利用患者家属迫切索赔的心情，抱着“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策划、组织患方在医院烧纸钱、停尸、设灵堂、挂横幅，或者威胁、围堵、殴打医方人员。
3 医护人员深受医闹之苦
某医院办公室副主任透露，他曾在医院门口无意捡到了医闹团队的“工作手册”，上面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着他们的多种策略：跑到诊室里脱袜子扒鞋、大哭大闹，在医院门口拉横幅、摆花圈、拿灭火器乱喷……“那么细致的‘工作手册’，我们却不知道怎么应对。”该主任苦笑道，“问题在于，他不动手，你就不能动手；他动手了，你也得先取证。我们很不利。”
在乡村基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受到“医闹”的威胁更甚。“乡村医生在执业诊疗中风险大，困难重重，难以生存！”广东和谐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以下简称“广东医调委”）曾收到一封乡村医生的来信。该乡村医生称，自己是一名乡村医生，在整个医疗网点系统中处于最底层。而农村的“医闹”对比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目的就是索钱”。该医生说，一般一个村有一个卫生站，一般有1到2人，而一旦发生“医闹”，乡村“黑老大”纠集数十、上百人用暴力手段威胁乡医及家属的人身安全，逼其“私了”。而一旦私了，乡医往往就是倾家荡产。
4 应严厉打击“职业医闹”
调查还指出，46%的受访者认为解决“医闹”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并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其他建议包括“均衡医疗资源(30.2%)”、“新闻媒体要据实报道(12.7%)”、“增加群众对医疗知识了解(11.1%)”等。至于“医闹”是否应该受到治安处罚，甚至被追究刑责，支持(49.9%)与反对(50.1%)的比例较平均。
广东医调委主任王辉呼吁全社会支持保险机制，建立医疗风险分担制度。期望政府加大力度引导保险业担负起解决医患纠纷的社会责任，发挥保险在社会管理的杠杆作用，更有利于化解医患矛盾。
广州市检察院也建议：建立医疗服务公开透明机制，医院要完善全程规范化服务体系，对患者及家属公开诊疗内容、方案和住院病历，使医疗处置透明化，确保患者知情权；拓宽医疗纠纷救济途径，设立由医学、法律等专家组成的第三方行政调解机构，探索建立与相关部门的信息通报、医疗纠纷诉前、诉中双向委托调解等机制，严厉打击“职业医闹”和暴力伤医行为，保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