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投入不足”
投入层级失衡、权责不明现象亟须正视
教育经费4%的国家战略目标，最早始于1993年。（详见《教育经费4%是如何设定的》）当时，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写道：“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本世纪末（即20世纪末——编者注）达到4%”。
然而，十几年过去了，4%依然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目标。
这个其实只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目标，为什么在中国就那么难实现？是钱的问题，还是其它问题？抑或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财政收入偏低
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
今年2月28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出台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部长丁学东曾公开表示：实现4%的目标信心很大，同时难度不小。
丁学东认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既取决于财政性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取决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200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4%，低于各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在丁学东看来，这是制约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提高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财政部则更愿意计算教育拨款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据介绍：“2004年至2008年，我国财政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从14.9%提高到16.3%，这一比重已经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
不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连生并不认同。他认为，国际上常采用的“政府收入”概念，包括了所有的政府税费收入，以及社会保险收入、土地出让金等。按照这一标准，他估计，2008年政府全部收入已达9万亿元，占GDP的比例约30%，与日本、美国相当。
而另有人士认为，行政成本的居高不下，大大挤占了教科、文卫、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事业资金。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由996.54亿元增加到7571.05亿元，12年间增长了6.60倍。
对此，很多学者认为，“财政收入过低”并非教育经费增长难的关键症结。
投入体制受限
各层级教育投入失衡
更多人关注到了“投入体制”问题。
目前，中央财政直接负担部委下属重点高校，省级财政直接负担省属高校的支出，高中主要以县、区财政来负担。200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提出将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主体提高到县级政府层面。
这种投入机制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普遍认为，它造成了各层级政府之间财政能力与所承担教育投入的不平衡，教育机构的层级越高，对应的负责政府财政越宽裕，反之亦然。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关于2008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9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08年中央财政的教育支出为1598.54亿元，仅占当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15.27%。
同时，不同省份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也呈现出马太效应。以2007年各地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为例，排名前三位的沪、京、津分别为11498.99元、7316.16元和4956.36元，均数倍于全国的平均值。
权责法规不明
政策问责机制薄弱
而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陈永明认为，职责未明、职责难明，是当前教育财政的主要特征。教育投入责任不清，相关法律、政策问责机制薄弱，缺乏依法治教的意识是我国与其他教育发达国家最大的差距。他呼吁：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的长效机制，并加大执法监督和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