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细致的日本人，还是时常能发现防灾方面的疏漏。
不久前，日本警视厅警备心理研究会对地下街管理事务所和有关店铺的2300人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尽管有76.7％的地下街管理事务所采取了防震措施，标明了避难路线，但有58.2％的人依然回答不知道。警视厅认为，这种“不知道”很容易导致灾后拥挤甚至踩踏事故的发生，因此有必要把避难路线指示得更清楚，以提高防灾实效。
据日本媒体报道，东京都的23个区都有自己的防灾计划，一旦出现地震灾害，在什么地方避难，什么地方有水源，走在哪条街上应注意上面可能落下破碎玻璃等，都在避难引导图上标示得清清楚楚。
然而，东京灾害志愿者秘书处的相关人士认为，虽然有避难引导图，但人们出门时不可能随时都带在身上，因此自己平时具有防灾意识尤为重要。
比如，心里要有一个避难引导图，发生地震时能准确掌握避难场所的位置和前往路线，知道什么地方有提供救灾食品的便利店，路边有多少安全的空地，这样才可以做到遇事不慌，冷静应对地震的到来。
再有，所有煤矿、非煤矿山、化工、冶金、有色等重点企业和商场、超市、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针对地震，每年至少都要开展一次紧急情况下的人员撤离和逃生演习，检验预案的实用性和操作性，检验人们逃生知识的掌握程度，检验在重大灾情、重大险情面前企业各部门的应急指挥、配合和协作能力。
建立社会救助与保险机制
另外，社会救助与保险机制，对灾后重建、分担受灾损失也至关重要。非政府组织同样能在志愿救灾、帮困扶持中起到重要作用。其自发性、社区互助性，也是公民社会构建的重要环节。1992年“安德鲁”飓风、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令西方保险业分别“巨赔”155亿美元与250亿美元的同时，也大大减轻了投保人承担的灾害损失。
在社会经济日益开放发展的时候，针对地震这样的天灾，需要更多的基于公众利益团体与兴趣团体发展出来的非政府组织。政府行政往往是一种常备功能，而非政府组织则可以发挥预备功能。在灾害预防与对策这类事情上，非常需要基于公共卫生、灾害教育、防灾建筑设计、灾害救助、青少年灾害对策培训等方面的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它们可以在信息传播、知识共享、社会救助网络编织、日常灾害对抗的演习、应急预案设计支持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
汶川大地震时灾区救灾物资缺乏，即使马上能征集到的物资，大多数也不是基于有明确的防灾抗灾考虑的。最近笔者与相关人士讨论地震灾民临时住所设计的问题时，发现最现成的参照经验也是来自日本。
日本大力开发防震抗灾用品产业，根据不同的用途和需要，现已研制出各种防震抗灾用品。例如，具有一定防火功能的紧急避难用品包，内有各类物品27件，包括矿泉水、饮用水装运桶、压缩饼干、手摇发光灯、防尘口罩、防滑手套、绳子、固体燃料、急用哨子、护创膏、药棉和绷带、临时卫生设施、临时住所等。此外，还研发生产了压缩内衣、无水洗涤剂和手摇充电收音机等日常用品。
作为一个产品制造能力居于世界前列的国家，作为一个各类灾害多发的国家，中国很多一般化产品的产能正处于过剩状态，而针对特定用途包括基于抗灾救灾需要而设计的产品，或者具有这方面考虑从而兼有这方面功能的产品则少之又少。如何破解这个矛盾，需要眼光也需要相关部门的扶持。
每一次自然灾难，都是对人性博爱、政府危机应对、社会整体协调等方面的考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我们的灾害教训不可谓不多，但是转变成社会常规防御机制者尚少。具备灾害防御对策能力与事后反应能力一样重要，而且更加体现出社会管治的前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