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一位90岁的老人在病榻上看到一则报道，陷入了沉思。
这是篇关于核武器核查的文章，文中提到，有专家称可以利用中子扫描器来确定核弹头的机密信息，同时不会造成信息泄露。他反复思考，最后说：“这个办法可行。”
老人叫黄祖洽，是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理论物理及核物理学家。他对前去探视的院士、专家说：“这件事我想清楚了，我们国家以后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核查难题。”并同意等身体康复后，去中科院参加相关报告会。
但他这次无法履约。2014年9月7日，黄祖洽因病医治无效，在京逝世。
这一噩耗让许多人深为震痛。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给科技日报记者发来短信说：“惊悉黄祖洽先生逝世，不胜悲痛。他是我国核武器特别是氢弹突破的功臣，是武器中子学研究的带头人和导师，是品德高尚学风严谨的优秀科学家，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的辞世是我国科学界的重大损失。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是后辈人学习的榜样！”
唯一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研究的人
黄祖洽是我国唯一同时参加原子弹和氢弹研究的人。
1953年，核物理学家钱三强提倡中国应开展自己的原子能工作。在其建议下，黄祖洽开始从事核反应堆理论研究。短短几年间，他迅速成长为该领域的专家，为我国首个重水堆启动和运行做了大量理论研究和计算工作，与物理学家彭桓武并肩成为我国核反应堆理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此后他又组织和参与了铀水堆（用于核潜艇）、石墨堆（用于生产）、元件堆（用于试验元件）的研究和初步理论设计，为这些反应堆的建造进行了探索。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开始频频找黄祖洽商讨问题。由于原子弹和反应堆从物理学角度来看很相似，都是由中子裂变的链式反应引起，邓稼先便经常找他讨论，最后干脆把他拉去兼差。不久，钱三强又任命他为轻核理论小组组长，正式开始了氢弹的理论预研工作。
那段时间，黄祖洽一面参与研究原子弹研制所需的“状态方程”，探索中子源部件结构的设计，一面参加氢弹的预研，同时还负责指导4名学生的毕业论文写作，工作压力非常大，但他却劲头十足。
1964年10月，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在对原子弹研制和对氢弹预研认识的基础上，研究人员只经过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加强型弹和一次原理性氢弹的试验，便在原子弹爆炸仅仅两年零八个月后，成功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创造了从原子弹试验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的最快世界纪录。
“核武”专家变成大学教授
1980年，黄祖洽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学部委员（后改称院士），不久后又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正当荣誉纷至沓来时，他却执起教鞭，受聘出任了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教授。
这个决定出人意料，对黄祖洽而言却并不突然。文革期间，他被送到“五七干校”进行“学习改造”，那时便开始了对核武器研究工作的反思。他意识到，当时的工作方式对年轻人的培养有很大局限性，另外学校秩序被打乱，也使人才培养面临“断层”危机。他希望通过努力，能对这些问题有所弥补。
变成教授的黄祖洽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不仅因为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也因为他严谨求实，不懂之处能虚心向学生请教，丝毫不以为耻。
1982年3月，黄祖洽招收了第一个博士研究生，名叫丁鄂江。他认为，这个学生受“文革”影响，受的教育不很正规，但通过自学，基础很好，而且做学问的态度好，是个难得的人才。在他的指导下，丁鄂江在课题上大获成功，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答辩。随后又去挪威读博士后，做浸润相变的研究工作，回国以后起到学术带头作用。此后师徒二人合作多年，经常一起讨论，互相学习、启发，还合作编写了《输运理论》和《表面浸润和浸润相变》两本书。
自1999年起，黄祖洽开始为一年级本科生授课。他从微观、宏观、宇观多个层面介绍现代物理学的前沿发展，希望能帮助同学们激发对物理学的兴趣。他喜欢和学生聊天，课后常被团团围住，时常有些问题让他应付不来，却使他乐在其中。他曾对记者说，“遇到答不上来的问题，我只好先回家查资料，下次再回答。这也促使我不断学习。”
从事教育工作后，黄祖洽在科研教学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他两次获得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1996年获得了何梁何利基金的科技进步奖。2000年以后，他又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和“北京市优秀党员”。直到近两年，只要身体允许，他仍坚持站在讲台上。
不当功臣又怎样
无论作为物理学家还是大学教授，黄祖洽对待科学的认真劲是出了名的。
1955年，前苏联答应向中国援助一堆（重水反应堆）一器（加速器），黄祖洽被分在反应堆组，跟随钱三强、彭桓武等前往苏联接受援助项目的培训。参加工作仅5年的他原本是去学习，却在对方设计方案中发现了问题。
当时苏联专家介绍，该反应堆需要63根铀棒才能达到临界大小，黄祖洽自己一算，结果却是56根，相差10%以上。反应堆如果超临界，将会引发事故。他不敢怠慢，立即向领导汇报，并与苏联专家沟通。经过反复测算，苏联专家无奈地表示：“可能你是对的。”果然，在该反应堆启动时的临界实验中，他的计算结果得到了证实。
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寄星对黄祖洽的认真劲印象颇为深刻。1996年，他与人合写了一本书，用英文出版，送给黄祖洽一本。大约一个月后，黄祖洽找到他，送去几页纸说：“我在书里发现一些错误。”他打开一看，纸上既写有拼写错误，也有数据上的错误，写得密密麻麻。“黄老就是这样认真，科学上不放过任何小事。”他叹道。
然而在个人名利上，黄祖洽却十分“糊涂”。
2004年黄祖洽80岁生日那天，许多科学家前去祝寿。其中他的一些同事甚至下属，都被授予了两弹功臣的荣誉，他却因自己的人生选择，与这项至高荣誉失之交臂。后来有人替他抱不平，他却并不遗憾：“当初我做这些工作，一是国家需要，二是自己感兴趣，而并不因为做了它就可以当功臣。当不当功臣又怎样呢？”
记者 付毅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