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当事人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无线通信终端制造商进行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时，不得违背被许可人意愿，要求被许可人将持有的非无线标准必要专利反向许可;不得强迫被许可人将持有的相关专利向当事人反向许可而不支付合理的对价。
3.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使用而销售的无线通信终端，当事人不得在坚持较高许可费率的同时，以整机批发净售价作为计算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的基础。
4.当事人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无线通信终端制造商进行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时，不得没有正当理由搭售非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5.当事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无线通信终端制造商销售基带芯片，不得以潜在被许可人接受过期专利收费、专利免费反向许可、没有正当理由搭售非无线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等不合理条件为前提；不得将被许可人不挑战专利许可协议作为当事人供应基带芯片的条件。
邓志松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分析说，这其中明确核心的一个点是，在日本、韩国、欧盟等多个司法区都没有改变高通核心计费商业模式的情况下，中国执法机构首次改变了模式。“高通不得在维持较高费率的同时，用整机作为计价的基础。从这点上说，这次调查和处罚从全球来说，是具有根本上的意义的。”他强调。
此前本报曾报道，高通的专利费是按整机售价来收取，加上过高的专利许可费，高通模式被业内人士描述为“流氓行为”，高通本质上更像是一个依靠专利权收费盈利的公司。
整机售价收费是什么概念？业内人士打了一个比方：比如你发明了一种电灯的照明方法，电灯的生产厂商如果用了这个专利，生产了电灯，根据谈判结果，将营业额的3%~5%作为专利费补偿给你。如果你的专利是关于灯泡的，那么卖灯泡的时候才会给你付钱，也就是灯泡售价的3%~5%。但是，灯泡外面有很漂亮的底座，最终整个灯需要100元，按照高通的方式，是按照100元的整灯基数来收取专利费。
行业内人士也曾担心，即便改变以整机收取许可费的方式，变为以更小模块计费，如果高通提高费率，那也会规避这样的处罚，但此次的整改方案堵住了这种可能。
北京立方律师事务所主任谢冠斌，是发改委反垄断局高通案律师团队成员、另一名知识产权领域智囊。他对本报记者表示，整体来说，高通公司的整改承诺加上发改委的处罚，给了大家较为明确的信号：像高通这样的专利权人如何在知识产权密集的移动通信领域行使专利权，如何适度，不妨碍产业发展。此外，也给执法标准带来了相应信号。
高通案给出的信号
一名业内颇为知名的专家对本报记者指出，与欧盟动辄四五百页的经济学分析和严谨推论相比，二十页的《处罚决定书》是否过少？又比如并未明确定义接下来类似的收费按照怎样的比例收才是合理的，超过了怎样的比例就是违反《反垄断法》的？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反垄断法博士、英国鸿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周照峰在公开写给客户的法律速递（Alert）中提到，由于有效地决定了高通的许可费水平，发改委已经比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执法机构走得更远。因此，从这个公告可以看出一个信号，发改委认为，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干预是有限度的。
吴韬认为，应该肯定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推动此案所做的贡献以及在全球内的尝试。笼统来说，其他国家在处罚高通过程中，主要是解决了“FRAND”原则（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中的“无歧视”，中国的反垄断机构主要解决了“公平”、“合理”的许可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