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向为了胜利而壮烈牺牲的所有英灵，向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欧洲对于二战的记忆不同于中国。我出生、成长在二战后的德国。中小学时，我便对历史非常感兴趣。在德国和英国接受了高等教育之后，我积极投身于公共生活及从事政治领域的工作。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二战的认知都如同巴登符腾堡州政治教育出版物中所写的那样：“1945年5月8日，二战结束。当枪声终于消失，已有超6千万人丧生。”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才逐渐意识到，二战并非1939年才开始，亦非1945年5月结束。我曾在《新苏黎世报》读到关于二战的系列文章，文中写道：“1939年9月1日，当战争在欧洲爆发时，东亚早已处于战火的阴霾之中；东亚战场始于1931年，结束于1945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军对中国东北地区(当时的伪满地区)发起进攻，并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占领了这片广袤的土地。1932年初，日军发动上海事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
起初，西方对于亚洲战场的了解仅限于美日双方的交战，美军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日本随即宣布投降。直到1967年，日本电视剧《赤脚穿越地狱》在德国播出，我才对亚洲战场，尤其是中国所遭受的浩劫有所了解。该剧根据五味川纯平的小说《人间的条件》改编而成，主人公是一位正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日本军官，他亲眼目睹了同胞对中国人的暴行，并且顽强抵抗。作为惩罚，他被派往艰苦的苏联战场，并最终死在那里。
实际上，让我对日军侵华暴行有真正深入了解的是在德国举办的两场活动。
2015年9月3日，应时任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的邀请，我参加了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史明德当时表示，常常被欧美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日本正式投降，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持续14年。中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军民伤亡总数超过3500万，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这一系列数字也得到了德国学者的印证。
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80周年公祭仪式大会(德国)暨南京大屠杀文物、史料证人证言大型图片展在欧洲时报法兰克福文化中心举行。现场展出的资料图片令人震惊，日军的行径是如此惨绝人寰！据《新苏黎世报》报道，自1937年12月12日开始，日军在长达6周的时间内，“对30万(中国)百姓和战俘进行了大屠杀”。
了解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就会对其他国家的漠视感到震惊。事实上，亚洲以外地区对于1931年以来日军的侵华暴行早有耳闻，但二战之后，西方对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却视而不见。2015年7月17日，美国世界史学会前主席、夏威夷太平洋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吉尔伯特在京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历史地位被西方学界低估了，西方学者需要加深对二战中中国角色的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报》同年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称：“令人遗憾的是，肯定中国抗战的声音在波诡云谲的冷战格局中消散了，中国这个二战中的东方盟友在西方主流叙事中被选择性遗忘了。”这种遗忘，也体现在一些具体的事件之中。南京大屠杀期间，时任西门子南京分公司经理的约翰·拉贝在一片4平方公里的国际安全区内救助了25万中国人。而拉贝的故事在德国鲜有人知，我也是通过中国朋友才听说的。
中国远东军事法庭首席审判官梅汝璈曾在1946年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面对这段历史，中国表现出伟大而高尚的品质。中国没有煽动对日本人民的仇恨，也从未提及“集体问责”。《新苏黎世报》称，“对于日军的暴行，中国方面非常克制。1956年，沈阳、太原两地法庭对1109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中仅有45人被判刑，无一死刑，大多数战犯被释放归国。”
尽管如此，中国永远不会忘记牺牲者所承受的痛苦。战争结束75年后，中国再次悼念先烈。然而，多数国际公众却选择了沉默，包括对南京大屠杀保持沉默，这明显与受害者所做出的牺牲不相称。只有国际公众铭记中国人民的伟大牺牲，才能让他们在国际上获得应有的尊重。
习近平在纪念讲话中指出，“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和发展权利、破坏中国人民同其他国家人民的交流合作、破坏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这表明，中国在深切缅怀先烈的同时，愿与其他亚洲国家、乃至全世界携手共建和平未来。
作者：米歇尔·博喜文(Dr. Michael Borchmann) 德国黑森州欧洲及国际事务司前司长、中国商务部投资促进事务局荣誉顾问、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