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材料显示，在向检察机关举报涉嫌犯罪的举报人中，约有70%的举报人不同程度地遭受到打击报复或变相打击报复(6月20日《法制日报》)。
仅是据检察机关统计，举报人的被打击报复比例，就高达7成，那么，举报内容的被泄密，恐怕是近乎100%了。《新京报》对此有条社论，“香港特区的廉政公署平均每年有近3000宗贪污举报，由于实行严格‘单线联系’制度，至今没有举报者因资料外泄而遭报复”，原因主要就在于相关程序以及工作责任的规范化、法治化，而并非是操作者的个人道德集体的高人一等。
当然我们必须立足现实国情。法治的不够完善是事实，立专门法，并落实于现实操作，不可能朝夕间就实现，更遑论赢得公众发自心底的信任了，更是需要经过漫长时日的考验，以故，在现阶段，便是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亦必定要为公众的匿名举报提供方便，因此，必须做到：
1、容忍匿名举报，而不是罔顾公众的现实利益得失，要求实名举报。如09年，湖南省委组织部在一次干部任前公示时，强调仅接受实名举报。这不是请君入瓮么？
2、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诬告”。“诬告”云者，本来是很无谓的词，公民本来有权利对公共事务保持警惕，对相关人事进行合理怀疑，基于怀疑而举报、提供线索，而要求相关部门介入。不顾普通公众在信息面上的弱势地位，动辄以“事实真相”高标准严要求，以“诬告”威胁之，几乎有剥夺其参与公共事务权利的嫌疑，顺此推演下去，大约只有违纪违法者本人拥有举报本人、本群体的资格了吧。
3、避免无论实名或匿名的举报，但凡不合操作者的意，就如泥牛入海，竟不会有半点消息的情况。这样不仅是公平正义不得伸张，慢慢的，还会冷却了越来越多人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
这些问题，必然造成工作难度的增加。或者正因为此，实名制才不切实际地被盲目强调。而实名制，显然不足以应付“仅据检察机关统计，就有70%的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严峻局面。(湖北：许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