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一个遗忘获得了加速度的社会，信息以几何的方式不断生成，上一眼浏览的东西这一眼已成旧闻。以信息更替的角度来观察，3年实在太漫长，如果不是黑砖窑、黑煤窑的事件一再重复和曝光，我们是否还能记起2007年前后被发明出来的窑奴一词？3年时光对于周道明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他脱离了毒打、恐吓、被迫劳动的噩梦，赢得了一个公民应有的自由生活。3年是短暂的，脱离了奴役的地狱，旋即又陷入病痛的地狱。他的小肠坏死了一半，弥漫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急性肾功能不全和多器官功能衰竭，可能随时剥夺他的生命。如果不是这些骇人的病名，我们可还记得我们的乡亲之中有一个窑奴周道明？
我们不记得了，我们有太多理由去忘记。比方说，我们以为他已经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我们有更多更重要的成就、苦难和突发事件要去关注，以及等等等等。可是也许我们忽略了，周道明从一开始就没有获得他应当得到的公平和正义。他被山西有关方面送回的时候，仅仅获得了1220元“工资”。在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免费法律援助下，周道明曾回山西维权，也仅仅得到了2万元赔偿。由于一个砖窑老板在逃，周道明14年窑奴生涯的索赔遭遇搁浅。他回到的依然是艰辛的生活，2万元赔偿成为全部养老的希望寄托，他吃过“治精神病的药”，他“受不得别人的样子”。他宁愿与流浪狗为伙伴，又把亲手喂大的狗活活打死。
17年前失踪，14年身陷黑砖窑，3年前蓬头垢面还乡，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窑奴周道明的大致线条。周道明原本就有些精神方面的问题，但这不能被看作他全部厄运的根源。因为有精神疾病，所以更应当被家庭和社会所善待，但他却失踪了，被拐骗，被殴打，被强迫劳动，被当作只会出力气却不需要支付报酬而且无力反抗的工具。尽管有好心的律师愿意帮助他维权，但也只能证明他最后几年被奴役的现实，还有十多年的正义和真相到底何在，不能因为他的心智不够健全，就因此让这段应该得到补偿的时间变成悬案。他有低保，有企业老板愿意帮他，他所得到的难道真的已经毫不亏欠了吗？
作为最无力者，社会应当为他们所遭遇的不幸有所歉疚并所有补偿。让他去找砖窑老板，或者认为他目前的境况已经不错，这都是可以自由表达的看法。但是，在浩瀚的历史背景中，我们永远是作为一个整体活着，那些最贫弱者的悲惨命运，永远都不会成为其他个体值得炫耀的光荣。或者说，既然同为人类，你与我与他，仅仅是一种指称上的区别，人人都能够摆脱厄运，我们自己才会免于身陷厄运的恐惧。古人说，“根在，则虽处厄运，犹如霜后之花，其复发也。”守望相助是社会之根，也是每一个人的根，在一个窑奴的厄运面前，我们真切地期待霜后之花可以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