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好让说，家中有母亲要赡养，有两个读书的儿女，妻子成了唯一的劳力，还需要腾出时间照顾王好让。
法院曾判决王长在赔偿王好让68万元。焦作中院裁定由郸城县法院负责执行。但王长在已枪决，没留下积蓄，68万无从赔付。
9月3日，郸城县法院执行庭庭长房金祥说，王长在留下的财产只有一套房子，目前已查封。估计价格不超过20万。而王长在还有父母在外拾荒，老婆带着两个孩子走了。若房子拍卖了，这家人回来了住哪里则成为问题。
“执行起来确实比较难。”房金祥说。实际操作中，如果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执行，或因其他原因导致无法执行，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但一般都在2000元以下，最多不超过3000元。
房金祥说，举报人或证人受伤害后的救济保障问题，目前是个法律空白。
多次协商后，沁阳市公安局已给予王好让各种补偿41万元。
【现状】
没有健全的保护制度
王好让认为，沁阳公安对王长在采取措施不当，让其逃脱了，才有机会实施打击报复。他要求沁阳市公安局追究当事警察渎职。
据沁阳市公安局领导介绍，当时民警认为王长在伤势严重，不会轻易逃跑，放松了警惕，让王长在有了可乘之机。
事发后，沁阳公安局参与办案的8个警察都受到了纪律处分。刑警大队长王伟被调任监管大队长。
王好让认为，仅有纪律处分不够，他坚持认为警察渎职，并在近几年坚持向政法机关控告。
王好让说，他发现王长在逃脱后，就提出自己可能会受打击报复，但公安机关没尽到保护责任。
今年7月，河南省政法委纪工委指派河南省检察院济源分院调查此事。
8月下旬，济源分院反渎局领导告诉记者，调查组已调查所有办案人员及相关人员。9月2日，河南省政法委纪工委负责此事人员说：“还在调查之中，民警是否渎职尚无定论。”
沁阳市公安局局长邓予生是伤害案发生两年后去年9月底到任的，他表示对举报人的保护现在有原则规定，还没有具体的细则。
“这不仅是某一起案例中发生的事情。”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何家弘9月7日说，目前，我国对举报人保护制度还不健全，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
何家弘介绍，一些国家已有了成熟的举报人、证人保护制度。
而我国的现状是，法律没有明确保护举报人的人力、财力资源，也没有明确保护举报人的启动程序，举报人、证人如何申请保护、司法机关如何采取措施，都没有规定。相关规定，散见于各类法规和程序规定当中，但都是笼统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
何家弘说，我国一直有制订专门保护证人制度的呼声，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息。
在执法机关内部，对我国举报人保护制度缺陷的讨论也没有停止。今年6月23日，青海省检察院举报中心在人民网发表文章《试论我国举报人保护制度的缺陷》，指出：“与国外成熟的举报人保护制度相比，我国的举报人保护制度还存在许许多多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