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学生处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上世纪90年代初，该校学生中约有一半家在乡镇农村，现在这个比例明显下降。此前，中国农业大学对新生城乡比例的调查显示，1999年至2001年农村新生均在39%左右，2007年已跌至31%。南开大学的一份数据表明，2006年该校农村新生比例约为30%，2008年为24%。
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位人士认为，这种比例的下降可以从“成本—收益”两方面衡量。1999年后，高校普遍扩招，上大学、上名校的机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了。但与此同时，高校收费水平大幅提高。“1992年，本科生一年的学费是400元左右，其他费用很少。现在，光学费就涨了10倍不止。学生宿舍条件好了很多，有的还带卫生间，可住宿费也高出不少。”高昂的学费，让一些收入偏低的家庭望而生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扩招的机会较少流向农村。另一方面，大学生就业难开始出现。“毕业即失业”，为高等教育支付的成本高了，收益却存在更多的不确定性，甚至还是降低了。这使得“知识改变命运”逐渐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
对农民家庭而言，改善生活的另一条渠道是进城务工。许多农民工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梦想走进城市的。但是，由于农民工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的水平，多数人缺少应有的社会保障，因此其向上流动的空间也非常小。城乡差距的扩大，进一步减少了农民工扎根城市的可能性。
2．就业，拼能力还是拼“背景”
——就业过程中“背景”的排他性作用成为最大的就业歧视，高校毕业生中的农民和农民工子女在就业质量上明显处于弱势
就业，是实现不同群体间流动的重要环节。当农民还是当律师、走街串巷卖保险还是在银行敞亮的空调屋里工作，在京沪广这样的大城市拥有稳定的工作还是做“北漂”，差别显而易见。
吴乐霞大学毕业后在某部委下属一家事业单位工作了6年，一直是“编制外员工”。“这6年，单位几乎每年都会空出一两个编制，但都是有关系、有背景的人顶上来，我干得再好也没希望‘转正’。转不成编制内员工，工资差出一大截，而且没有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有一年新进来一名家在山东农村的正式员工，吴乐霞起初还觉得，看来转正还是有机会，后来才听说，这名员工虽然家境一般，却是单位领导的亲戚。
唐先生在一家军工央企做人力资源工作。“企业招人，首先还是看能力、看素质。但是，每到招聘时，打招呼、递条子的太多了，都是方方面面的领导以及合作伙伴，不可能不考虑。最后，如果几个应聘者条件差不多，肯定会招那个打过招呼的。”这家企业近几年每年要招用近千名大学生，如果只是看数量，其中70%以上的新招人员没有什么关系背景，但仔细分析，没背景的主要集中在企业位于内蒙古、贵州等地的分公司，而能留在北京等地的总部以及一些条件较好的科研机构或收入较高的二级公司的，多多少少都托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