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建议，可以参考日本、印度的学生营养餐制度中一些有效办法，对农村学生营养的干预，初期用经济指标来规定刚性底线，即强制要求每生每日3元，以便于政策的快速推广和复制；在试点稳定以后，按每日人体(青少年成长)所需的基本营养指标来制订标准。分南北等不同类型地区，出台“相对标准化”的学生营养膳食指导食谱，如南方/北方学生营养食谱或山区/牧区学生营养食谱等。
关于项目监管
“政府+行政+社会”多方监督
就在160亿元营养改善计划开始推行后，有学校传出“并未给学生做饭，而是每天给学生发牛奶和鸡蛋”。民间公益项目“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微博)、21世纪教育研究院(微博)院长杨东平等人对此表示担心：“管理者是否为应付了事？光鸡蛋和牛奶能不能吃饱？这样吃回扣是不是更容易？”
160亿元营养改善款体现了政府对贫困地区孩子的关心，但如果没有监督机制的约束，效果势必会大打折扣。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微博)表示，“教师和监管人员要柔性对待孩子，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就一定能做好这件事，为了做好，硬性的约束必不可少。”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贵州省委副主委郭子仪说，160亿元的款项就应专款专用，公开化运作，目前每天每个学校公示恐怕难做到，但可以尝试试点，“公开化是好事情，透明度高了，爱心人士也愿意来帮政府一把。”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在提案中建议：建立政府问责、行政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监督体系。他表示，在资金落地和项目执行上，应充分利用网络、视频、微博等新媒体进行社会监督，让媒体和新媒体成为公益项目社会监督的主渠道，建立及时、透明的经费和政策实施情况等有效信息披露制度。
■问题分析
孩子营养不良后果“触目惊心”
全国人大代表杨凤玲现任贵州省黔南州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导，此前在贵州省惠水县任副县长，分管教育，她曾走访了贵州省10多所边远地区小学，对留守儿童的营养问题，她表示“非常担心”。
杨凤玲告诉记者，她曾遇到过一些学生，早上6点半吃饭去上课，下午6点多才到家，超过10个小时不吃饭，爸爸妈妈都在外打工，跟着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在家，“老人还是原来的观念，没想过健康不健康，都不给娃娃带饭。”说这话时，杨凤玲显得非常焦急。
“中午有的五毛钱，最多的一块五，就在学校周边买垃圾食品。”走访调查中，杨凤玲最大的感受是，时代变迁这么多年，贫困地区的孩子健康状况却没有得到改变，“娃娃们如果中午能吃一份1块多钱的蛋炒饭，是不是都比这垃圾食品要好？”
不只是杨凤玲着急，来自相对较发达地区的代表委员们，也常常为西部地区孩子的吃饭问题感到心酸。
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所长王名说：“看到一些孩子午餐时的情形，真的会禁不住眼眶湿润，大多数孩子面黄肌瘦，身材矮小，午饭只能就着辣椒、菜干和黄豆下咽。”今年2月，本报记者走访广西马山县贫困地区学校时发现，很多寄宿的孩子每周一带上几斤大米，几斤黄豆，一吃就是一周。
“来自权威专家的分析表明，营养不良导致的智力发展障碍、劳动能力丧失、免疫力下降以及各种疾病，直接经济损失可占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3%到5%。”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数字。（京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