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方面山西的安泽县郎寨砖塔、屯留县先师和尚舍利塔、长子县小张碧云寺大殿、稷山县北阳城砖塔等国保单位，由于是地上建筑，价值很容易确认，申报国保单位就成为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因而古建筑的优势，成为山西获得更多国保单位编号的重要原因。
统计方式的差异也让陕西吃亏不少，陕西不少国保单位为合并项目，如西汉帝陵由8处合并，唐代帝陵由15处合并，延安革命旧址由14处旧址合并，西安事变旧址由8处旧址合并，这还不包括大量的陪葬墓地。
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曾在回答记者关于第七批国保单位的问题时说：“数字不是我们考虑的重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评选历来都是重质不重量。”所以数字仅仅是数字，数字背后的价值才是更值得骄傲的地方。
至高性和唯一性
国家文物局局长励小捷在陕西调研时曾用万分肯定的语气说：“陕西文化遗产大省的地位谁也不能撼动。”
事实上，文物大省的定义不仅仅应该是数量上的，更应该是质量上的，陕西文物的含金量是业内人士从未怀疑过的。
“选取国保单位的标准，应该是一个渐次递减的过程。前一两批的国保单位，是精中选精，优中选优，他们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文物领域的专家这样说。
赵荣作为陕西文物局局长，同时也是文物领域的专家和文化遗产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他对陕西文物的分量有着充分的自信：“陕西始终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这里拥有代表着中国核心价值的大量历史遗迹。陕西文化的至高性和唯一性不容置疑。”
第七批国保单位仍沿用第六批国保单位采用的分类法。其中古遗址516处（26.6%）、古墓葬186处（9.6%）、古建筑795处（40.9%）、石窟寺及石刻110处（5.7%）、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29处（16.9%）、其他7处（0.4%）。
在这个分类比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古建筑和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占据了很大的份额。周魁英说“陕西由于在古代一直是中国的核心区域，也是战乱中心，古建筑破坏较多，遗存较少。这样就少了很多机会。同时据了解，在这次国保单位的评定中还新增了工业遗产、乡土建筑、文化线路等类型。这些都是陕西比较欠缺的。
然而历史给予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珍宝，完全不需要为我们没有的东西而遗憾。陕西文物代表的是中华民族的根脉，地下的文物虽然无声，也不见得炫丽，但是他们证明着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东西，而其余的文化遗产都是文化之根上的美丽花朵。陕西文物的唯一性和至高性足以让陕西文物大省的地位稳若磐石。
无论是从历史纵深的意义，还是横向的广泛，陕西文物都提供了最丰富的见证。赵荣说：“陕西文化遗产始终代表着中国历史长河中主流的存在方式，表达着强大的文化力量。如周原遗址、丰镐遗址、秦咸阳城遗址、隋唐长安城遗址、秦始皇陵、西汉帝陵等，不仅体量高、面积大，而且内涵丰富，价值极高。他们在中华文明的核心地区存在，是古代至高文明的代表，同时在今天也影响中国人思维和行动方式。这些文化遗产是中国人共同的最值得骄傲的记忆。”
文物大省应有文物大省的自信，我们的文化遗产承载着最丰富的文化信息和科学信息。他们是我们的先祖传递给我们的历史信号，是最值得荣耀的存在（陕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