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兰州1月7日电 (记者 南如卓玛)1963年，樊锦诗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来到敦煌。55年后的2019年1月6日下午，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改革先锋进校园”宣讲时回忆，初到敦煌，那里工作条件非常艰苦，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物资匮乏，风沙漫天。
“转眼55年了，敦煌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白天想的是敦煌，晚上梦到的还是敦煌。我今年80岁，能为敦煌做点事，无怨无悔。”樊锦诗说，自己半个多世纪围着莫高窟转，丝毫不觉得枯燥，“因为它值得我这么干”。
耄耋之年的樊老精神矍铄，手里拿着21页的讲稿，是经她几日反复修改定稿。“我愿意和年轻人交流，我喜欢回答他们的问题”，与平日面对媒体采访要求的“拒绝脸”不同，她期待与大学生的交流。2个多小时时间，她用朴素的语言讲述了75年来莫高窟的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跨越式发展”。
图为报告会结束后有学生排队请樊锦诗签名。 南如卓玛 摄
我们都是“自投罗网”：从满目疮痍的莫高窟说起
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常书鸿任所长，结束了莫高窟约400年无人管理、任凭破坏和偷盗的历史。
“当时满目疮痍、破败不堪，研究所成立后，几代人扎根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他们都是大学生，从大城市里来到什么都没有的莫高窟，一待就是一辈子”，樊锦诗笑称“他们都是自投罗网，我也是”。她说，还有最重要的是开拓进取。以上四个成语16字，便成为一代代敦煌人传承和坚守的“莫高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石窟，针对莫高窟的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威胁文物安全问题，开始了初步抢救性保护。
世界眼光看敦煌：从“跟跑、并跑到面对面交流”
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敦煌研究院抓住改革开放机遇，在全国文物界首开国际合作先河，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意大利、俄罗斯的科研机构、高校、社会团体、政府、企业、友好人士等合作课题研究、举办展览、进修学习、互访考察等。
樊锦诗说，国际合作领域从最初的石窟本体保护、人才培养、壁画数字化，拓展到石窟预防性保护、遗产地管理、敦煌学研究、文化交流弘扬等各个领域。“当时有人骂我们是崇洋媚外，事实上那时世界上很多国家有文物保护的经验和技术，我们不懂就要向人家学习。”她说，国际合作经历了从最初的“跟跑、到后来并跑，现在老外来和我们面对面坐下讨论和交流”。
近40年的国际合作，不仅解决了敦煌的很多保护难题，也为研究院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樊锦诗从一个“只想做好考古专业”的女孩，到后来走上管理岗位，“门外汉”不停地学习，长期坚持边干边学，比如负责编写莫高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材料时学习国内外文化遗产的法律文件。她说，逐渐明白了，要搞好敦煌，一定要站在国家和国际的高度、世界的角度，做好敦煌工作。
1月6日，“改革先锋进校园”走进西北师范大学，邀请“百位改革先锋”人物之一、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在西北师范大学作宣讲。图为宣讲报告会现场。 南如卓玛 摄
40年风雨：科技保护渐入佳境 保护开放齐头并进
在中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法规和规划建设、颁布《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首开国际合作先河、文物本体及赋存环境进入科学保护、建数字敦煌档案使世人共享敦煌艺术、建成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创新旅游开放和保护管理模式、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改革开放的40年，保护敦煌进程进入“快进模式”，一次又一次引世界瞩目。
“我常常想起这个还没做，那个还没做，就会冒出一身冷汗，这么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在我的手里，如果有什么闪失，我就是罪人”。樊锦诗说，1979年开放之初，一年约有一两万游客，后来游客数增长惊人，狭小的洞窟脆弱多病，如何解决旅游开放和文物保护的矛盾，她想了整整两年。
最终，敦煌研究院创新设计了“数字电影+实体洞窟”预约参观方式，并确定莫高窟日游客最大承载量。樊锦诗说，为实现莫高窟旅游开放新模式，花了10年时间，制作了球幕电影《千年莫高》和《梦幻佛宫》，并建设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2014年终于落成，实施参观新模式。
樊锦诗坦言，一路走来，困难重重。
她曾有过“三急”，既急敦煌石窟宝贵又脆弱、又急人才断档、还急与爱人分居19年。“办法还是比困难多，我也焦虑过，失眠了、心脏病也有了，但是值不值得？我都80了，心脏病算什么呢，也就无所谓了。”她说，自己也不是开始就一头扎进莫高窟，而是后来留下来，时间越久越觉得为它做事值得。“这50多年非常值得”，她反复地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