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的真，历史为证
在四川大学图书馆展出的不同版本的《红岩》。
安源摄（影像中国）
白公馆、渣滓洞，以江姐为代表的共产党员们身陷囹圄，仍与穷途末路的敌人展开殊死的斗争……一本小说《红岩》，将这个残酷又伟大的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开来。这本出版于1961年的长篇小说，发行量早已超过1000万册。
“《红岩》之所以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正因为书中的人物、故事和精神均来源于真实的历史。”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说，“重庆解放28天后，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的罗广斌不顾身体的伤痛，以顽强的毅力写下两万多字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1950年1月中旬，从渣滓洞逃生的刘德彬和罗广斌汇编了《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罗广斌写了《血染白公馆》，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曾被捕囚禁于渣滓洞的杨益言参与了校对文稿。
一次，罗广斌与刘德彬谈天，不知不觉间就说到往事。“下川东被捕20多个党员，如今只剩下我一个。我终身都无法忘记老彭、江姐……”刘德彬回忆起牺牲的战友。“江姐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她的儿子彭云寄养在蒋一苇家中时，陈然经常去看他……”罗广斌接着刘德彬的话茬儿。说着说着，他们又叫来了杨益言。“咱们自己来写点东西，你俩觉得怎么样？”罗广斌说。刘德彬总是忘不了往日的战友，他早就有写作的冲动。杨益言也极力赞同。
三人就到罗家碰头，利用下班时间在一起讨论，整理资料，常常通宵达旦地加班。到1956年秋时，材料已经差不多了，可以集中时间动笔写作了，可找写作的地方很困难。罗广斌将情况向市委汇报后，市委非常支持，给他们找了房子，还批准了半年的创作假，让他们脱产创作。
三人共同讨论确定了作品的主题、人物、材料的详略，然后，根据各自经历分工写作。罗广斌写《挺进报》《小萝卜头》，刘德彬写《江竹筠》《云雾山》《春节联欢》，杨益言写《饮水斗争》。
年底，这本暂定名为《禁锢的世界》的50万字初稿完成。1957年2月19日，《江竹筠》《云雾山》《小萝卜头》等篇目在《重庆团讯》第三期上开始连载。同年7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江姐在狱中》。1958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专门刊载革命回忆录丛书《红旗飘飘》，又发表了《在烈火中得到永生》。
这些作品发表后，在社会各界引发极大的反响，也有很多人提出不同的建议和意见。为精益求精，罗广斌、杨益言对全文又进行了多次修改，不再参与写作的刘德彬也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素材。经过多次修改后，中国青年出版社通知可以正式出版了。罗广斌立即向重庆市委汇报并请示：书名怎么定？
“对此，重庆市委常委会专门进行了讨论。当时的市委书记任白戈提出：这本书不仅是反映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狱中斗争，而且是国统区地下党工作的缩影，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八路军、南方局所在的地名‘红岩’，这是对一段革命历史的体现。”王浩说。
1961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小说《红岩》后，多地都出现排队买《红岩》的景象。小说还被翻译成日文、英文在全世界发行。歌剧《江姐》、电影《烈火中永生》相继问世。快板书、京韵大鼓等各剧种，诗歌、散文、版画等艺术形式，都利用红岩资源进行过二度创作。
“21世纪以来，红岩精神内涵也不断拓展。《红岩》表现出与时代发展的极大关联性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王浩说。
本报记者 蒋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