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上海5月23日电(记者陈静)电视剧《觉醒年代》播出后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社科院研究员、上海江南书院院长熊月之23日接受采访时指出，在近代史上，中国的觉醒有四次。
在熊月之看来，第一次觉醒并非鸦片战争，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圆明园被烧，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发起了洋务运动。他指出：“这次觉醒并没有解决我们的问题。”第二次觉醒是甲午战争，中国第一次被日本打败了，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努力下，有了公车上书、戊戌变法。“这次觉醒也没有解决中国的沉沦”。
这位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党史研究的学者指出，第三次觉醒是在义和团运动之中，八国联军侵华与《辛丑条约》的丧权辱国，此后有了清末新政，有了孙中山所讲的革命风潮兴起，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共和体制也没有拯救困难中的中国。
熊月之指出，在近代史上，中国的觉醒有四次。 羊国荣 摄熊月之指出，第四次觉醒就是电视剧《觉醒年代》所讲的觉醒。袁世凯窃夺总统大位之后，军阀混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上中国虽胜而辱，中国再次觉醒。
据悉，电视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该剧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该剧以李大钊、陈独秀、胡适从相识、相知到分手，走上不同人生道路的传奇故事为基本叙事线，以众多革命青年追求真理的坎坷经历为辅助线，艺术地再现了一百年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和一群热血青年追求真理、燃烧理想的澎湃岁月，深刻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必然性。
熊月之认为《觉醒时代》恰当、到位地反映了从1840年到1920年的时代特征。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对侵略；反动派的压迫和中国人民的反对压迫，这两大矛盾在这部优秀的电视剧中得到了全面展现。
在熊月之看来，历史上没有的人，没有的事，在艺术处理上是可以有的，是合理的。上海女学很多，女学生新潮，柳眉这个形象是符合那个时代的。郭心刚，历史上真实的人物是郭钦光，真有其人，但很多情节都是艺术创作的。熊月之指出，鲁迅讲《三国演义》是“七实三虚”，《觉醒年代》也如《三国演义》一样，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结合，成就了这部电视剧的成功，塑造了许多鲜活的历史人物，一定会造成很深远的社会影响。
记者了解到，一批党史专家，相聚于张江科学城“德健思固创意展览大楼”专题讨论《觉醒年代》与红色文化。这次学术研讨会由上海地方史志会长王依群主持。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徐光寿亦表示，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是《觉醒年代》显著特点。他认为，拍摄以中国共产党建立为主要题材的影视作品，历来是一件因严肃而困难、既讲艺术，又要真实的艰苦工作。《觉醒年代》展现了以陈独秀为中心的近代中国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段时期的澎湃往事，在还原人物真相和追求历史真实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徐涛认为，“南陈北李”中的南、北之别，不仅是陈、李两人籍贯，更加指向的是他们俩人活动主要所在的城市，一处是上海，一处是北京。近代中国的“双城记”也是百年回望革命岁月，深入理解时代伟人的另一个绝佳路径。
徐涛认为，陈独秀有着三段关键的上海生活的经历：1905年前，还是康梁信徒的陈独秀对上海多是一种想象，也曾短暂来沪尝试办报；1915年、1916年间，是陈独秀不忘办报创刊之初心与定居上海的时期；1920年后，他携《新青年》南下，展开中国共产党建党大业。这三段上海经历，也伴随着陈独秀思想从有教无类，到敬告青年，再到启发劳工、动员左派的三次跨越。上海成为了陈独秀思想每一次华丽跳跃的最佳舞台。从陈独秀的个人思想演变亦可窥见，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是历史必然的结果。(完)